第1章绪论
1.1选题背景和意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都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胡锦涛提出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为农村发展制定了路线，而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是扎根在乡村土地上的主体，其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评价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因此，实现农民致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目标。
通过增加农业收入来改善农户福利是一个有效且根本的方法，但部分农户缺乏规模化生产经营所需土地、技术等生产投入资料，并且面临更加严格的信贷约束，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筹集到所需资金。这将导致农户陷入缺乏资金，农业生产投入较少，农业收入低下，继而又导致福利水平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中。因此，需要通过惠农政策的实施改变农户农业生产的投入选择行为，来打破这一怪圈循环。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18年全国范围内土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形成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稳定局面，促使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并且，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增加第四十七条：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改革如火如荼，积极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首贷”、无还本续贷业务。在健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扩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强化政策激励等多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支持“三农”发展。因此，无论对于小农户还是规模化经营的专业化农户来说，开展农业生产的资金约束将得以缓解。
惠农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改变农户的生产投入行为？该生产投入的要素配置的改变能否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其作用路径及效果如何以及制约因素又有哪些？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制定惠农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农民福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经验支持和决策参考。
本书的选题意义体现如下：①与现有研究多数从粮食增产或农民增收角度分析惠农政策以及农户行为效应不同，本课题主要关注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选择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变化所引致的农户福利改变，扩展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视角。②将农户生产行为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惠农政策绩效评价相结合，有助于理解惠农政策影响的微观机制，并为政策评价研究提供一种合理的研究范式。③基于不同情景下的农户生产选择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政府预判针对乡村发展的政策实施效果，为制定差别式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书研究成果对福利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并对我国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进展及文献综述
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户生产行为的选择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和福利水平？农户增收致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关注方面。实际上，惠农政策的讨论或多或少与农户生产行为、生产要素投入以及农户收入和福利交织在一起，但是之前没有系统地评估这方面的影响，也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主要构成。
实际上，评估农户行为政策和个体福利影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农户个体福利在本质上是个人特征，必须在微观水平上进行操作。因此，研究者需要个人，而不是整体或任何特定的综合群体，在特定政策下可能会怎样生活的信息或者预测。特定地，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农业政策效果须通过对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来实现，而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哪些因素决定着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反过来，农户的生产决策又可能对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国内外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拓展到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微观领域，并基于农户生产行为的视角来进一步研究生产要素配置的福利效应。
1.2.1国外研究进展及文献综述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时的行为决策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支持本国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实施政策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美国、巴西、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户行为的研究较早，体系较为成熟。虽然中国社会和农业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国外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印度、非洲农户生产行为与农户福利关系的最新研究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生产投入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Vercammen（2007）的研究表明，补贴采用直接给付的方式“增加了农户收入”，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促使他们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提高产出。Goodwin和Mishra（2006）利用美国农场数据的研究表明，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增加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脱钩补贴政策虽然没有挂钩补贴政策的效果明显，但也能够刺激农户的生产积极性。Koundouri等（2009）则发现与生产脱钩的直接补贴通过影响农户的收入水平、信贷约束和风险偏好来间接影响农户的要素投入行为。农业补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户的生产投入行为。Sumner（2014）认为美国农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与政府所采取的农业扶持政策息息相关。Benin（2015）使用27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非洲农业机械服务政策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影响，认为农业机械服务可以减少农民劳动投入，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产量。Fan等（2008）对印度农村的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可以促使农户选择更好的技术，使其增加农业收入。Ferguson和Olfert（2016）利用人口普查和运费率联合数据分析取消交通补贴对农民接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影响，结果显示交通补贴对农民使用新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得出增加交通成本会增加肥料使用量的结论。Karamba和Winters（2015）研究了马拉维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认为虽然实施农业补贴并没有缩小男女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但农业补贴显著地提升男性、女性的生产效率。一些学者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农业补贴并没有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如Liu等（2015）使用中国23个省份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在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期间，水稻生产效率水平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增加并没有对水稻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显著作用。
2.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迁移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Adamopoulos等（2017）利用中国家庭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的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很大弊端，拥有高生产率的农民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劳动力分配不合理，降低农业生产率。反之，土地的流转将扩大土地规模，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户收入。Adamopoulos和Restuccia（2014）也发现，相对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有更大的土地规模，且其农业生产率也更高。并且，Adamopoulos和 Restuccia（2015）通过对1988年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政策的研究发现，政府设置农地经营上限，限制土地流转，将导致菲律宾农业生产效率下降17%。Jin和Deininger（2009）采用2001～2004年8 000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OLS）法，分析土地租赁对农户人均净收入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租赁行为的产生有利于土地从低生产率和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流转到有充足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较高的贫穷农户手中，显著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正面说明农地的流转对农户的增收作用。土地的流转将引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Nikolova和Graham（2015）在评估迁移行为对来自转型国家移民的福利影响时，发现迁移不仅带来收入增长，并且提高了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和自由满意度。Knight和Gunatilaka（2010）首次研究发展中国家乡城迁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指出城镇移民的收入要远高于农村居民，但幸福感却低于农村居民，也低于城市居民。来自横截面数据的实证证据表明，尽管国际移民的物质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通常伴随着主观幸福感的下降（Stillman et al.，2015；Bartram，2011；Betz and Simpson，2013），且结论会因移民的来源国和参照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在以色列，来自西欧国家移民的幸福感要高于前苏联国家的移民（Amit and Litwin，2010），第一代移民的幸福感要高于第二代移民（Senik，2011）。
3.农业技术采用和资金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Francis等（2006）对澳大利亚南部地区农户采用免耕农业技术的行为决策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农作物的成本和收益与采用该种农业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Bustos等（2016）通过研究巴西采用转基因大豆种子新技术的影响，发现节约劳动型的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结构转型。Rahman等（2011）的研究表明，孟加拉国北部三个地区农业机械的使用对小麦生产的劳动投入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并认为机械与合适的技术相结合会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机械化和新技术的采用，避免不了资金的支持。Feder等（1990）认为农户信贷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家庭资金的短缺，改变家庭的农业生产决策，提高农户收入，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从而改善农户家庭福利。Fulford（2013）也发现农户短期内信贷行为的发生对平滑家庭消费是有益的，从而有利于提高家庭的福利水平。Luan和Bauer（2016）的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农户借贷对福利的提高作用只发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且只提高家庭的非农收入，对农业收入不产生任何影响。
1.2.2国内研究进展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并且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学者们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大致归纳如下。
1.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
吕炜等（2015）运用200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农村“推力”的角度分析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鼓励农户购买农业机械，进而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洪自同和郑金贵（2012）、李军富（2009）都一致同意农机具购置补贴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手段，可以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杨万江和孙奕航（2013）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最优尺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亩（1亩≈666.67平方米）补贴标准对稻农的种植投入具有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规模越大则生产积极性越高。王阳和漆雁斌（2014）在分析农户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时，把农户是否获得农业补贴作为虚拟变量做定量分析，得到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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