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与奋斗》：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所以行孝须及时。范仲淹就因早年家贫未能厚养母亲而倍感伤怀，在给晚辈的家书中嗟叹：“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元稹也在给侄子的信中感叹对父母的奉养之日太短：“故李密云‘生愿为人兄，得奉养之日长’，吾每念此言，无不雨涕。”今世之人，尤当注意养亲之事，由于社会经济压力和个人原因，部分成年人不仅未能养亲，反而在生活上依靠父母“啃老”；还有部分儿女常年在外，一年难得回家探望父母一次，养亲更多的是给予金钱帮助，但缺乏亲情温暖；更有甚者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甚至遗弃父母。这些行为与古人及时养亲的思想格格不入，也造成部分人在醒悟过来后，却产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身遗憾。因此，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及时以各种方式孝敬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每一位当代人都应具备的自觉意识和基本道德责任。
二是兄弟和睦则家必兴。“悌，善兄弟也，从心从弟。”兄弟和睦即为“悌”。曾国藩深知“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的治家大道，因此高度重视兄弟关系，提出“以和睦兄弟为第一”。并且经常对此进行自我反思，在其47岁时还因“去年在家争辨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故虽在外，亦侧然寡欢”。颜之推认为兄弟和睦以共御外辱是兴家之基，指出“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躇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况且“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但却失敬于兄、失恩于弟，这种能够与众人相处融洽，却不能与一两个兄弟和谐共处，能够对关系疏远之人广施恩惠，却对骨肉兄弟薄情寡义的行为，是何其的愚蠢和无知，更何谈家业的兴旺发达。
曾国藩不仅自己亲行悌道，还教育子孙要兄弟友爱和睦，认为“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他告诫长子曾纪泽作为“下辈之长”，要“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要求他与亲表兄弟之间“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杨椿自己身体力行“同盘而食”“不异居、异财”的兄弟友爱之道，并以此告诫子孙要友爱兄弟，认为子孙辈如果“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在曾国藩看来，兄弟不和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互相谅解，甚至在父母和宗族乡党面前暗用机计，互相争斗，必欲“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他以家乡刘大爷、刘三爷兄弟二人因“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雠”的事例，说明应当保持“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的心态，兄弟之间“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曾国藩六弟曾国华随湘军李续宾部转战三河镇，被太平军全军歼灭，曾国华战死。遭此大变，曾国藩在给兄弟的两次书信中，沉痛反思“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5，认为完全印证了“和气致祥，乖气致戾”的道理，教训十分惨痛，因此他告诫兄弟们“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睦”，要求兄弟之间若一人有过失，则其他人均应各进箴规之言，有过者则力为惩改。
袁采认为，在兄弟关系中，“长者宜少让，幼者宜自抑。为父母者又须觉悟稍稍回转，不可任意而行，使长者怀怨而幼者纵欲，以致破家”。兄弟和睦虽然少不了兄弟之间的互相忍让，但父母也要因势利导，起到缓和化解矛盾的作用，不能去激化矛盾，否则将招致破家之灾。
张英则从人生喜乐的角度论述了兄弟和睦的重要性，他引用法昭禅师的偈语：“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提出“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若恩意浃洽，猜间不生，其乐岂有涯哉？”的观点，认为人的一生中，兄弟是相伴时间最长的人，若兄弟感情和睦，那么人生也就可以得到最长久的快乐。
三是心无偏私则家必正。同居贵怀公心，心中无偏私，行为不偏向，则家风必正，家庭必和。
在财物方面，要讲究公平，封建大家族往往聚族而居，既有私财也有家族公财，而家庭不和往往就从财物分配不均或私窃公财开始，以致“有一人设心不公”，则“其他心不能平，遂启争端，破荡家产，驯小得而致大患”。而如果“长必幼谋，幼必长听，各尽公心”，则自然无争。2在遗产处理上，“若父祖出于公心，初无偏曲，子孙各能劾力，不事游荡，则均给之后，既无争讼，必至兴隆”。这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有家庭成员在对待财物方面，人人都秉持一颗公心，才能使家庭“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