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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院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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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JD配书)
此书还可采购15本,持证读者免费借回家
  • 配送范围:
    浙江省内
  • ISBN:
    9787030720573
  • 作      者:
    王清远,杨明娜,李勇
  • 出 版 社 :
    科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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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一章“一带一路”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概述
  第一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与内涵解析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
  1.“一带一路”倡议诞生的时间索引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当中,并有条不紊地施以顶层设计。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①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②。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并列为今后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③201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确立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至少拥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名国务委员的高规格配备。④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以及共创美好未来。2015年7月21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正式划定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今后“一带一路”的重点推进方向,由此,“一带一路”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开展内政外交的一个重大举措。
  2.“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背景
  (1)大历史视角下的中华陆权帝国及朝贡体系
  首先,“陆权帝国”是自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中华帝国所具有的一个长期属性。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展开的反侵略和侵略的历史,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历代王朝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其地缘策略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抚并尽可能地将北方游牧强邻纳入大一统的“华夷秩序”。换言之,“治(理)边(疆)”而非“治(理)海(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地缘政治经济策略的主旋律。这一局面直到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才得以改变。欧文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17世纪的清朝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后一波,此后,大陆(陆权帝国)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海洋时代”加以界定。①汪晖则强调,长城内外而非江南和运河流域作为观察和理解中国问题的视角,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才真正消解,其依据是,“1691年(康熙三十年)5月,康熙发布上谕,禁修长城,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清朝帝国深入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海、西藏(更不用说它自己的起源地东北),规划了新的统治范围,并在某些地区(如清俄边境)确立了外部边界,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其次,确保陆权帝国有序运转的是以朝贡体系为支撑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是一个萌芽于汉代、成型于隋唐、充实于宋、完善于明清的,以中华文明为观照来区分自我和他者,从而界定中华与夷狄之间宗藩关系的政治格局。这一秩序“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 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①。对这一秩序提供根本性体制保证的就是朝贡体系。处在该体系中心的是华夏中央政府,外围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地区、关系*近的朝鲜、双重纳贡的琉球、处于外缘地区的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占城、马剌加、爪哇、苏门答剌、苏禄)、被中国视为朝贡国但实则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荷兰、葡萄牙、英国)。作为“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②,该体系是被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即自我防御的政治需要及充当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在自我防御方面,由于中华文明的优势以及现实力量的强势,东亚和东南亚的诸多海上或濒海朝贡国均自愿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了对来自海上威胁的担忧,中国得以“守中治边”,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陆上北部边疆的重点防御。此外,众多朝贡国的加入有助于原王朝实现陆权帝国“以藩为屏”的安全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为维护华夷秩序的有序运转以及自身在朝贡体系中的权威和威望,中国负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义务,在实际中发挥了睦邻、安邻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华帝国在明朝时期曾多次居间调停东南亚各国之间以及南亚的沼纳朴儿与榜葛剌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外交纠纷,更是在1592—1598年出兵朝鲜,与后者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和霸权迷梦,在安定朝鲜的同时也维护了华夷秩序。
  此外,朝贡体系又是一个商业贸易和万国同属其中的交往秩序,比起唐代和宋朝帝国的外向竞争机制,明代、清朝帝国的体制特征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和非竞争性,但是长期实行解禁政策构成了它们对外政策的共同点。但该政策禁止国内外的个人贸易,通过朝贡途径获得的贸易不受此限制。这种贸易形态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真正获得经济利益的是朝贡国。以明朝为例,明朝对待朝贡使节不仅赏赐优厚,而且对贡使提出的诸如铜钱、船只等额外“奏讨”也尽量满足,这种“予多取少”“厚往薄来”的礼遇对各朝贡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朝鲜、琉球、日本、占城、安南、暹罗、爪哇、撒马尔罕等无不打破明朝定下的朝贡周期,甚至达到了一年一贡或一年数贡的地步。尽管如此,朝贡贸易还是有助于实现将周边许多附属国家吸引进以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地缘目标,并将经济利益的损失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增加。对此,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评论道:“不能假设中国的朝廷在收取贡品中获利了。帝国回馈的礼品通常要比贡品更有价值 19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中国官员曾嘲笑国家税收和财富应该或能够靠国际贸易得到增进的观念。对中国来说,准许(朝贡)贸易是被当作帝国恩赐的一个标志以及让蛮夷保持适当的归顺的手段。”
  (2)近代史视角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自明朝以来,中华帝国曾有过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主动性开国:一次是明永乐年间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放开海禁政策;另一次则是始自隆庆元年(1567年)的放开海禁政策。但是,两次开国都没有将中华帝国从一个传统的陆地帝国带到现代的海权帝国或陆海权复合型帝国。就第一次开国而言,明帝国远航的目的旨在恢复自大唐盛世以来衰落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世界等级结构,即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一旦目标达成,远航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外加蒙古势力在北部边疆的不断侵扰,就使得明帝国*终又回归陆地,走向长期的“光荣孤立”。②从第二次开国看,隆庆帝上任伊始就解除海禁,从而在朝贡贸易之外给予私人海外贸易合法性,但其政策远非从陆地复归海洋之举:第一,解禁的港口仅限于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通过以漳州人为主的“倭寇”的镇压,以确保大陆东南沿岸的国境安全。第二,私人的海外通商自由受到约束。私人如若海外经商,均需在文引上注明去处,不能自由往来于中外,更不能从事与日本的贸易。第三,私人的经商品类受到限制,仅限于一般消费用途的物品,硝黄、铜、铁等可用于军事和货币用途的物品则在严禁之列。第四,私人出海经商的次数受到官方控制,出海资格以获得海防馆发放的“由引”(即出海许可证)为凭据。第五,解禁的关键在于配合国内的财税及货币制度改革。在此之前,官方在正式管制下引进了免除海外贸易税的海上许可制度,增加了对政府的追加税收。除此之外,解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在于开放“银禁”。由此,中国的货币主权委重于本国不多生产的银的重量,对中国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尤其大。
  16世纪伊始,世界逐渐进入“海国时代”,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分别侵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马喇加(1511年)、吕宋(1571年)和爪哇(16世纪末),还试图继承殖民地的朝贡贸易待遇,在无法达成“正常合法”的通商目标后,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据点发展起与中国海商的以白银换生丝和纺织品的远洋贸易。葡萄牙人骗取了在澳门的留驻权,并通过在中日之间从事中间贸易大获其利。荷兰人则在与葡萄牙人争夺澳门的控制权失败后,先侵占澎湖,后盘踞台湾地区,并在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时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但均被中国成功化解,在没有得到合法贸易许可的形势下只能以台湾地区为据点,从事中日两国间的倒手贸易,或直接将西洋武器卖给日本,以谋取在长崎的贸易垄断权。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意味着“海国时代”来临并激发起其海洋意识的历史性事件是后发的殖民海洋强国英国的强势叩关(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冲突可追溯至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派遣乔治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华寻求自由通商所引发的两个世界的撞击。这场历史性的对话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而是崛起的工业强国与停滞的农业大国、主张商业自由的海洋(贸易)帝国与奉行闭关锁国的陆上(农业)帝国、开拓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条约体系与维持政治权威的农业社会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改变了长久以来陆权帝国视海洋为天然安全屏障的固有意识,更催生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海权意识。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海国”理念,即主张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主张发展“海商”,开展国际贸易,“互市”于世界;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开船厂、造战舰、设军港、养人才。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①但这一时期所浮现的海权意识仍无法摆脱陆权帝国“重陆轻海”理念的束缚:其一,重近海防御,轻海洋权益。魏源就明确提出:“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②其二,来自东南沿海的“海洋压力”强化了士大夫阶层的西北“内陆边疆”意识,寄望于通过强化帝国内部的统一来消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在这方面,龚自珍和魏源是杰出的代表。“从地理学的视野看,清代中期对于海洋问题的忧患不是直接表现为对于海洋贸易体系和霸权关系的认识,恰恰相反,士大夫们首先将视野投放到西北区域,这表明在士大夫和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西北及中俄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关系,而海洋压力则是后来居上的问题。”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狭隘地局限于观念之间的冲突。虽然东南“海洋压力”与西北“边疆压力”已凸显出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策略全面调整的必要性,但当时的中华帝国内部却产生了一种观念的对立,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1871年沙俄占领我国伊犁地区和1874年日本出兵我国台湾地区在时间点上相重合,从而导致“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时局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优先”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优先”之争在所难免。学界对于这场论争多有论及,需要补充的是:第一,尽管清廷的筹议结果为“两防并重”,但陆权帝国“重陆轻海”的思维惯性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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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一带一路”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概述1
第一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与内涵解析3
第二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分析与实践探索16
第三节“一带一路”倡议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31
第二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现状37
第一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概括39
第二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现状分析54
第三节“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61
第三章“一带一路”倡议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89
第一节“一带一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91
第二节“一带一路”倡议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92
第三节“一带一路”倡议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101
第四章“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教育:使命、挑战和对策107
第一节当前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本概述109
第二节“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使命120
第三节“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挑战139
第四节“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对策145
第五章“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高等院校的改革与发展151
第一节地方高等教育的内生变革153
第二节“一带一路”研究智库变革167
第三节“一带一路”引领高等教育教学变革182
第四节“一带一路”协同培养国际创新人才185
第六章“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高等院校改革的探索与实践193
第一节当前各大院校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改革与实践195
第二节成都大学国际化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化探索213
第三节“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院校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222
第四节“一带一路”视域下地方院校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思考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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