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以来，绵延时间*长的朝代就数宋朝了，但它的疆域，和汉、唐、明、清相比，却是*小的。如何看待宋朝的历史地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陈寅恪给予*高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则斥之为“积贫积弱”，两位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到底哪一种看法正确呢？我来谈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供读者参考。
一、“积贫积弱”说质疑
扣在宋朝头上*大的帽子是“积贫积弱”，由于钱穆《国史大纲》以及《中国史纲要》等著名教科书的传播，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定识，不仅历史界如此，其他各界均受其影响，如文学界、哲学界等，他们在研究宋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时，需要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往往要借用历史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分析一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宋代的实际情况。
钱穆是怎么得出“积贫积弱”这个结论来的呢？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一开始就说：“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宋的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就是说：秦、汉、隋、唐是富强的典型，宋则是贫弱的典型。
下面首先分析一下其“积贫”之说。
宋的“积贫”表现在哪里？钱穆在“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说：“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具体表现是兵和官越养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税收来解决，宋代的税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看起来似乎能自圆其说，如果稍微仔细考察一下，则完全没有道理。宋代的税收确实比唐代增加了许多，但这怎么能证明宋代一定比唐贫呢？要想说宋比唐贫，必须首先证明宋代的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商业）不如唐，或只跟唐相当，税收不适当地超过了经济的增长，才会出现贫的局面，如果宋代经济远高于唐，税收相应地高于唐，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比宋代不知多出多少倍，按钱氏的逻辑，岂不是贫到极点了？！
关于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简言之，远比唐代发达。它的疆域虽比唐小，但它的开垦土地面积高于唐，唐代485多万顷，宋代511多万顷（一说唐337万顷，宋472万顷）。单位面积产量也高于唐。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纪录。唐代*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唐代难以望其项背，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的开设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货币的流通量飞速增加，宋朝为适应这一需要大量铸造铜币，宋神宗时每年铸造500多万贯，而唐代每年才生产几万贯，*多时玄宗一年才32万7千贯 ，神宗时两年的铸币量超过唐代三百年的总量，两者差距之大，何止几十倍。税收量只比唐代多几倍，怎么就能贫了？事实上，政府财力相当富裕，还能拨出大量经费救助弱势群体，在全国各县设立安济坊，收养贫病之人，仅开封的安济坊三年中治愈了上千人。又设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对妇女儿童，还雇上女使及乳母服侍，甚至达到“贫者乐而富者扰”的地步。设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骨。这一切，在号称富强的汉、唐做不到的，宋代都做了，而且坚持到宋亡。这样的王朝能称之为“积贫”吗？
近几十年来，宋史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经济处于高度发展时期，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这大体上已成为共识，本来足以推倒“积贫”的陈说，大概多碍以“积贫积弱”已经成为固定的词组，谁也不愿正视两者的矛盾，于是出现对立两说共存的奇怪局面。我在《积贫积弱说商榷》中始揭示这一问题，颇得学者的赞同。
至于“积弱”问题，从军事角度说，以宋和辽相比，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稍弱一些，所以和议签订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局面。宋和金相比，也略弱一些。和西夏相比，则稍强一些。与蒙古相比，就弱得多，但应该看到，蒙古帝国是当时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强国，它灭亡一国，往往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唯独南宋却与之抗争了几十年。从国际范围看，宋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也算是一流强国了，用“弱”特别是“积弱”来概括它合适吗？凡不是超级大国，它就是弱国，这样来观察问题，合理吗？中晚唐时期，论时间和北宋差不多长，论军事实力，比北宋还差，首都几度被攻陷，也要奉送岁币，甚至加上不等价交换的和市，怎么就不称它“积贫积弱”呢？晋和宋*为相似，都城被占，皇帝被俘，为什么不称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为什么不用同一尺寸衡量？
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官学、书院遍布全国，学术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二、南宋“小朝廷”说质疑
对宋朝的历史不仅存在误解，更有许多偏见，对南宋尤其严重。南宋的疆域比北宋小了许多，但存在时间也有150多年，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继续发展，呈现一派繁荣、辉煌的景象，单就已经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南宋的数量远远高于北宋，大致要高出一倍以上，可见南宋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高的。但许多论著一提起南宋初年的政权，就蔑称它为“小朝廷”，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它管辖的疆土小了？可是，谁也没有因为东汉的疆土比西汉小，就称它为“小朝廷”！也没有因为东晋的疆土比西晋小，而称它为“小朝廷”！是因为它推行的政策太屈辱了？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其比的，但是谁称它为小朝廷呢？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议，从主流方面说，应该是肯定的。金方放弃了消灭南宋政权的目标，承认其政权的合法存在，对宋而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兴的局面正式确立。双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然而偏偏有一种“左”的观点，给高宗为代表的南宋政权扣一顶投降卖国的大帽子，和议等于投降，这是很奇特的思维。高宗如果想投降，就不必宣布即位，也不必因躲避金兵的抓捕而南逃，更不必费尽力气，花费十几年时间去支持和组织抗金活动。如果认定和议就是投降，就必须论定南宋政权没有主权，是与伪齐一样的傀儡，金方想立就立想废就废的。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稍微客观一点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譬如，把它和同类型的南明政权做比较，他们的前身统治的疆域大体相当，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来自东北的民族（女真和源自女真的满族），但是，南明政权很快灰飞烟灭，而南宋政权却持续了一百几十年。这就意味着南明中兴没有成功，而南宋中兴成功了，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为什么只说卖国，讳言中兴呢！
把南宋视为“小朝廷”，看似小问题，却成大障碍，看不起南宋，自然研究南宋的人少了，至今，我们能看到的南宋论著数量只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一。许多优秀的遗产不能批判地继承，怎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呢？好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已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专家编写南宋研究丛书，*近推出的25本大作，足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
三、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
为什么有这么多误解和偏见？首先，主要是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都是中国军力不如外国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习惯于单从军事角度品评好坏、高低。在心理状况备受压抑时，自然就向往汉、唐，想起当时称雄天下，四方群来朝贡的场面，何等气魄，令人振奋！蔑视打不过辽、金、元的宋朝，蔑视其不能横扫外敌而签订和议。因此，一旦有历史家出来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政府举措的不满，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广泛流传。其次，过去研究汉唐地学者多，而研究宋的学者少，成果也少，对宋代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再次，简单地类比。日本原来弱小，实行明治维新以后强大起来，侵略周边国家，在它的刺激下，中国也曾实行戊戌变法，可惜完全失败。以此反观历史，凡变法必定是国家存在种种危机的产物，不管宋还处于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期，而晚清已走向王朝*后覆灭的前夜，两者截然不同，却用同一模式套。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被无限拔高，变法背景，被无限夸张，甚至说存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这样的结果是，往往出现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既然如此危机四伏，那么变法一旦失败，社会就会崩溃了，然而实际情况则相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止后，却接连出现庆历之治、嘉祐之治的黄金局面。
当我们摈弃了误解和偏见，宋代真实的历史地位就可以显露出来了。它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为民主的，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依法治国。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不能随便独行其是，必须依法办事，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大计。宰相也不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台谏官的监察权很大，他们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监察皇帝和宰相。在这样的体制下，不易产生重大的决策错误，贪污腐败容易得到及时的处理，不致失控。
它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历史上*好的，胜过汉、唐，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相当发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疆域比汉、唐小，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堵了，是常被世人诟病的，其实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发达是通过陆路贸易实现的。相反，先后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法、日、美等国，莫不是通过海洋贸易实现的，而宋代正好在海洋贸易方面超越了汉、唐，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近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便是*佳例证，指南针就是在实际需要中被发明的。海洋贸易的发达几乎使宋代铜钱成了周边国家的通用货币，亚、非各国不断出土大量宋钱，即是明证。
它的科学技术成就是*为辉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宋代发明，或主要在宋代大量实行，任何发明只有实际中广泛应用，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思想是*活跃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哲学上已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宋代才重新活跃起来，富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宋学兴起，知识精英们敢于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敢于独树一帜、自成学派，传授弟子。新学、洛学、关学、蜀学、心学、涑水学派、永嘉学派等等纷纷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秦、汉以后，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生民立极，为天地负，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都是中国军力不如外国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习惯于单从军事角度品评好坏、高低。在心理状况备受压抑时，自然就向往汉、唐，想起当时称雄天下，四方群来朝贡的场面，何等气魄，令人振奋！蔑视打不过辽、金、元的宋朝，蔑视其不能横扫外敌而签订和议。因此，一旦有历史家出来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政府举措的不满，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广泛流传。其次，过去研究汉唐地学者多，而研究宋的学者少，成果也少，对宋代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再次，简单地类比。日本原来弱小，实行明治维新以后强大起来，侵略周边国家，在它的刺激下，中国也曾实行戊戌变法，可惜完全失败。以此反观历史，凡变法必定是国家存在种种危机的产物，不管宋还处于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期，而晚清已走向王朝*后覆灭的前夜，两者截然不同，却用同一模式套。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被无限拔高，变法背景，被无限夸张，甚至说存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这样的结果是，往往出现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既然如此危机四伏，那么变法一旦失败，社会就会崩溃了，然而实际情况则相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止后，却接连出现庆历之治、嘉祐之治的黄金局面。
当我们摈弃了误解和偏见，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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