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文博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国家仍对文化特别是文博工作非常重视。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划建设第一座北京的博物馆。此阶段的准备，奠定了首都博物馆成立的基础。1953年，吴晗等领导同志发起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于坚、郭子昇、吕维、齐心、吴梦麟五位老同志口述了这段时期的亲身经历，还原了初创时期文博工作的艰辛与建馆的曲折过程。
口述人：于坚
曾用名：张德生
口述采集时间：2019年12月20日
口述采集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2区
家中
于坚：
1948年底，北平被围城了。我正在华北大学读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当教员。中央命令华北大学负责接管北平、天津的文教单位。从华北大学抽了60个人接管北平和天津两地，其中接管北平的有40人，中央特别重视，特别是平津的文化、教育。
华北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都七十岁了，所以日常工作主要是教务长钱俊瑞负责。赴平津接管就是由钱俊瑞带队，队里有老师和研究生。那时候学校有四五千人，都愿意参加这个工作，结果我被挑上了。
挑出来的研究生共60人，40人去北京。因为比较年轻，一路步行两天，到了良乡。到良乡的北平军管会以后，给我们分在了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管会分四个部：大学部、艺术部、新闻出版部、文物部[1]。我是到文物部。开始谁也不愿意去文物部，因为没人接触过文物，没条件接触所以也没有感情。*后也就是我服从组织命令干这个工作，直到今天也没离开。文物部一共接管四个单位：故宫[2]、北平历史博物馆[3]，北平图书馆[4]，还有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5]，其中两个是博物馆，这就是文物部的任务。主任尹达[6]是从华北大学调出来的教育处负责人，副主任王冶秋[7]，是北方大学并过来的，河南晋冀鲁豫大区的大学，是属于华北大学的研究员。下有联络员罗歌、李枫和我三人。后来，我们三人被分配到文物部，我当部秘书。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市属的公共博物馆。1949年的上半年，接管故宫的人手不够，罗歌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我派到故宫博物院，在那常驻半年。因为刚解放，北京市政府还没成立呢，一切由军管会负责，没吃的就解决吃的，没喝的解决喝的，国民党拖欠的工资也得给解决。
当时联络员*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补发工资，吃的也困难，就是弄粮食。但接管四个单位时都宣布原职原薪，为了文物安全，人心必须稳定。故宫的院长马衡[8]，都快70岁了，当了二三十年院长，对故宫感情很深。南京几次派飞机接他，因为北平围城了，坐车不可能出去的，只能飞机。他不去，“我要保护故宫”。你想老院长那么大岁数，接他走他都不走，他在那起了稳定作用，他一走，人心浮动，什么事都可能出的。这老先生，我到现在都很怀念他，他可以说是用生命在保护故宫。为什么说是用生命？因为毛泽东同志三令五申地告诉围城的部队要保护故宫、保护大学[9]。傅作义[10] 就利用这个，偏把他的军火都弄到故宫附近，把故宫都给围上了。马衡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人，顶着压力，军火就没放进去故宫院内，但是挡不住在门洞里头放，那午门不是有门洞嘛，这没办法了。太庙，院内就是军火库；景山，院内也是军火库；东边、北边、南边，都围上了，这老头儿就等于待在这军火库里头。他视文物如生命，文物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值得所有文博工作者学习。
[2]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我国*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3] 北平历史博物馆：1 91 2年，由教育总长蔡元培提议，社会教育司科长周树人（鲁迅）经手，于当年7月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我国*早筹备的、公立公共博物馆。馆址在国子监，后移至故宫的午门、端门，以两侧房舍为馆址，以午门上城楼及两侧亭庑为陈列室。
[4] 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前身为1910年筹建的京师图书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1912年正式开放。藏书近百万册，为我国藏书*多、规模*大的图书馆，也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的主要收藏中心。
[5] 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改为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下设文物整理工程处。它是中国现代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马衡兼主任。
[6] 尹达（1906—1983），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参与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编写工作。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后又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主编。著有《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7] 王冶秋（1909—1987），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期间，主持研究和选定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创办文物出版社，为建立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完整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8] 马衡（1 881 —1 955），中国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并曾主持燕下都等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著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可以发公文向全国调查博物馆情况。1949年底统计，全国一共有21家公共博物馆，全国才21家！1953年我在文物局，那时候还不叫国家文物局，是归文化部管的文物局，我在那的博物馆处当秘书。我们接管以后先把旧博物馆进行定位，往哪个方向发展，比如你是历史的，你是艺术的，你是科技的，定位发展方向。但那单位都是很小的，**的大单位就是故宫了。当时北京市还没有一个公共博物馆，管文物的地方叫文物管理处。前边说统计出来的21个公共博物馆里当然就没有北京市的。
为了充分发挥现有博物馆的潜力，中央发出要求全国博物馆开展“老帮新”“大帮小”，加快了新馆成长的速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后，文物保护工作开办了四届考古方面的短训班[11]。绝大部分学员是中等学历，后来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力量。都是在实践中继续不断地学。当时*难的是博物馆要怎么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什么样呀？国家建设那时候中央总的政策就是全国“一边倒”[12]，什么意思呢？要向老大哥苏联学习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各行各业都要学。这是遇到的新问题。要充分地向苏联学习，你要出国得有钱，但是又没外汇，所以排队（出国）排得很慢，文博就更排不到了。
[9] 1 949年1 月1 6日，中央军委电令平津前线总前委：“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周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
[10 ] 傅作义（ 1 8 9 5 —1 974），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曾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日本投降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 949年1月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率部起义，并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11] 1952年至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文物考古界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授课。学员们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12]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即必须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年中，我国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11 0多种。
1955年，那时候（中苏）两家还是友好的，属于“蜜月期”，他们希望中国公派博物馆代表团[13]去访苏，他们负责接待。我有幸参加了。到那儿对方有求必应，你想参观哪儿，想访问多长时间，都行。需要什么文博书籍和材料就给我们什么，连来带去的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回来我们心里有点儿底了，连着开了几个会，好比筹备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代表大会。这个事如果没有去苏联，也不好开，“一边倒”怎么倒？都不知道，因为没去过，也没有书，你说难不难？
所以，这次去访问收获很大，一句话：博物馆要加强研究。因为大大小小博物馆，到那儿人家一介绍，这个是博士，那个是硕士，每家大馆有四五十个博士，这个是什么专家，那个是什么专家。先有专家，然后根据专家的意见开展业务。我们这分配来的都是中学培养的人，中等学历。而且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很累呀，难题堆成山，可那时候的博物馆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结论是：坐等条件显然是一场空，只有迎着困难上才有出路。
[13] 根据中苏文化协定，文化部派遣了一个博物馆代表团，于1955年8月4日赴苏参观访问，历时一个月。团长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成员有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主任徐彬如及陈列部主任谢炳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乔，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主任杨瑞亭，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秦亢青，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一行七人，加上翻译王戈清。
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座谈会记录
档案号011-001-00128 第13-26 页
资料提供：北京市档案馆
图为第13-15 页
时间：1953年4月27日
地点：北京市人民政府东大厅
主席：吴晗副市长、郑振铎局长
出席人：叶恭绰、胡蛮、邢赞亭、于非、常任侠、侯仁之、王松声、马衡、唐兰、常惠、刘盼遂、陈明达、王天木、罗哲文、韩寿萱、傅振伦、刘开渠、薛愚、赵万里、苏秉琦、张全新、王达成、启功、齐之彪、向达、华揽洪、朱欣陶、萧军等。
在记录中，吴晗副市长首先提出：今年决定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郑振铎局长说明：今天请各位专家来讨论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的问题 如何保留行将过去的北京的形象，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北京市政建设和都市发展的情况，是急待解决而又必需及时解决的问题 许多劳模和惊人的事迹也都需要留下影像使人们知道首都伟大的过去和伟大的将来，这样就必须成立博物馆 我们建筑的这个博物馆要将正在改变中的现实表现出来，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历史阶段、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 北京过去光荣、现在光荣、将来更光荣，博物馆要使人民对于北京市将来的建设发展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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