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笺嵌入：书信体小说的语体
书信与小说的互渗首先表现为书信对于小说文本的嵌入，即书信“格式”对于小说文本的渗透融合。书信“格式”一般有称呼、正文、结语、署名、日期，它们完全融入现代小说，以小说为“体”，以书信为“形”。
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是典型的书信体小说，由九封信组成，每篇有同一称呼“KY”，然后依次是正文、结尾，署名也是同一人“亚侠”，最后是不同的时间日期。它是一部标准“格式”的书信体小说，即“完全信札，这普通叫做第二人称”①。但五四时期，“完全信札”的现代书信体小说并不多见，大多数只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而当“外的叙法不成功了的时候，于是结构里的一个人物寄给别个人物的信札，通过这个难关”，②于是就表现为文本中频繁“嵌入”信笺或留言条，“嵌入”的部分篇幅较短，不一定有称呼、署名等“格式”。这种“嵌入体”在整体上影响小说并产生了新的文本结构：一是嵌入的信笺书条具有互文意义，即不同人物之间的信笺及同一封信笺与小说叙述文本具有文本间性；二是嵌入的信笺书条具有语体的直率性，即措辞的随意性和语调的丰富性。庐隐的小说《曼丽》融合了书信和日记两种文体元素，是由曼丽写给沙姊（既是叙述人也是主人公“我”）的一封书信和十一篇日记构成。该小说的叙述结构是：主人公“我”和朋友彤芬回忆起旧相识曼丽，然后阅读曼丽的书信，再细读曼丽的日记，最后又回到“我”和朋友彤芬的现实中——“彤芬也很觉得疲倦，我们暂且无言的各自睡了”①。这是个“圆型”叙述结构，由这封书信统一了“我”和彤芬、曼丽的相似心境，并共同参与了“哀婉之情”的叙述和体验。其媒介就是这封呈现给沙姊的“书信”，它既可视作是曼丽写的信，也可说是彤芬写的信，甚至还可以说曼丽就是沙姊的化身。于是，“我”、彤芬与曼丽具有了同一性意义，引发了人物与读者的共鸣，这正是庐隐小说书信“嵌入体”的价值所在。
郁达夫的书信体小说《空虚》颇有意味，以第三人称叙述，开端展示的是一篇约440字的书信，收信人不详，年轻的主人公质夫认为它是“一张小说不像小说，信不像信的东西”，②点出了其内容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然而，无论其真假皆关涉主体的生活遭际和生命情怀，如信笺内容开端即写道：“啊啊，年轻的维特呀，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断的柔心！”③主人公质夫的情感经历与维特十分相似，唯有以信笺形式展示出来才更加真实感人，如若让主人公直接叙述则失去了情感性和感染力。郁达夫的另一部小说《茑萝行》实际上是一封夫妻间的情书，充满着温情脉脉的忏悔。它采用信笺“嵌入体”形式便容易指涉叙述人与现实生活中夫妻命运间的互文意义，这能从信笺的展示内容与小说的语言修辞中见出。“茑萝”本乃植物名称，《诗经》曰：“茑为女萝，施于松柏”，④茑乃桑寄生，女萝是菟丝子，二者皆寄生于松柏，以喻亲人相互依存，“茑萝行”亦有“夫妻行”之意。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编撰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时收录了《茑萝行》，标题是《紫藤与茑萝》，文首有“茑为女萝，施于松柏”，开篇即有“不幸的妇人”之书信体格式的称呼，这便为“夫妻行”作了一个注脚。可见，《茑萝行》是夫妻间互相劝勉和表达爱意的生命之书，它比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夫妻关系的小说更为真挚感人，这正是书信体小说的文体价值所在。
冯沅君的《隔绝》《慈母》《误点》《林先生的信》《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EPOCH MAKING》等皆为信笺“嵌入体”小说。她与前面几位作家的叙事形式有所差异，主要以第二人称倾诉式的叙述方式来表现情感的含蓄性和内敛性。《隔绝》是主人公在现实“隔绝”困境下写给情人“士轸”的一封情书，但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是汩汩细流，毫无澎湃汹涌之势，更无“啊啊”“唉唉”的凄凄切切之感，如结尾写道：“我的表妹来了，她愿将此信送给你，并告诉我这间房的窗子只隔道墙就是一条僻巷，很可以逾越。今晚十二时你可在墙外候我。”①对于穷尽机会好不容易能见上情人一面的主人公来说，这等冷静言语似乎不是来自主人公，但也正是这种措辞内敛的“嵌入体”信笺恰恰标志了主人公爱的清醒和坚定，所谓“隔”而不“绝”。《误点》也是一篇以第二人称叙述的书信体小说，展示一对恋人通过信笺告别的场面，男主人公渔湘态度极其坦然，从衣袋里取张“信纸”交给女主人公，女主看完信先是质问、然后劝告、最后哭泣．渔湘便叹了口气，推开她扬长而去。“信纸”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制衡着主人公的情感走向和表现方式，由外到内层层展开，呈现了一种极其内敛而逼真的情感状态。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