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9）》：
2009年翻译文学理论研究著作的一大热点主题，便是对翻译主体——译者的强烈关注。郭沫若曾经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文学翻译具有“再创作”的特征，是模仿与创作、再现与表现的辩证统一。翻译家一旦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并按照自己的体验、感受与理解来再现原作的艺术世界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译作”的状态，进入了创作的状态。因此，译者可以说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却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虽则翻译家是在尊重原作、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完成翻译工作的，但这种在限制与束缚之中完成的自由创造，正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如果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便会模糊翻译文学的本质。令人可喜的是，在2009年，涌现了许多着力于挖掘文学翻译主体思辨作用的著作。王丹阳在其专著《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中，在求证中外相关译论的基础上，从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创作美学、哲学思辨、现象研究、个案分析等角度入手，详细探究了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他指出，译者在承担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传达的是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他们先要阅读原作、感受原作，再要理解原作、反映原作。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异常紧密，离开了译者的创作行为，文学翻译将成为简单的语言转换，很难还译文读者以原文的整体面貌。本书着重讨论译者的双重身份、语言的杂合与解放、译者的文化积累和翻译策略等文学翻译中的突出现象。如果说，王丹阳的著作是从宏观的角度阐述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作性作用的，那么李志凌的《汉诗英译主体的多元诗艺关怀》则从微观的方面入手，透过对寒山诗学西渐原因的分析，指出中国古典汉诗译介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中国诗词文化和中国诗人精神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具有的译诗准备，主要包括译者的素养，诗学的审美观，译艺与诗艺的发挥、结合、运用等方面的情况。这种准备，也就是本书举论的核心与根基——译者主体的“诗艺关怀”。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上编主要讨论译诗之“器”，从汉诗英译的现状分析与艺术本质索源出发，辨明译者主体诗艺关怀的多重内涵及其审美意义；中编针对译诗之“技”进行探析，检验诗艺与译艺相结合的效果，提出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的译诗；下编重在将译者的诗艺关怀这个核心融入具体的时间活动中加以检验，评价译作成功的价值标准，并尝试总结出一套有积极意义的译诗活动发展。可以说，这些著作凸显了翻译家“创作者”的身份，强调了他们在翻译环节中的重要作用，为具体领域的翻译实践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
另外，许多著名翻译家的突出成就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他们自成体系的翻译手法与翻译风格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例如黎昌抱的《王佐良翻译风格研究》。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语界泰斗级人物，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他译著甚丰，不仅有诗歌和散文，还有小说和戏剧；既有汉译英，也有英译汉，不仅如此，王先生还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已自成体系。然而学界对他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通常是尝试性的试探，或是感性的零星分析，有失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王佐良翻译风格研究》立足于王佐良翻译风格的三大理论基础：翻译的基本属性、文本类型理论和风格标记理论，对王佐良先生的译本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定性评述和他人译本的对比研究。从翻译风格探讨、王佐良翻译研究评述，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探究、王佐良翻译实践述介、王佐良诗歌翻译风格研究、王佐良散文翻译风格研究、王佐良戏剧翻译风格研究七大方面对王佐良先生的翻译理论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述，并指出风格的可译性基于翻译所特有的五大基本属性，运用风格标记理论中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使风格翻译批评获得了实在性。黎昌抱认为，原作风格是可译的，而译者风格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风格翻译的要旨是，译者应善于淡化个人的参与意识，在与原作的对话与协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原作者的视野融合，而这也正是王佐良先生翻译风格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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