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诗话与汉诗批评研究》：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究其根本就是源于不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冲突。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敏感。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在鼓吹西方文明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的儒家伦理道德。在他们看来，社会的进步首先需要从思想上打开局面，去改良或者革新阻碍西学接受和发展的传统的汉学观念。前面所提到的启蒙学家都是自幼接受汉文学教育之后才转而走上学习西学道路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原有汉学素养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进行理解、消化和吸收的。所以，当他们转过头来，对汉学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批判的时候，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汉学与新进西学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彻底打破旧的接受新的，还是将两者折中融合呢？事实证明，启蒙学家们几乎都采用了后者。传统汉学中固然含有限制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消极的一面，但也应看到汉学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积极的另一面。当发现过度的西化使人们陷入迷惘和混乱，出现社会与道德的反常表现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呼唤儒学伦理的回归，重新对汉学进行批判和改造而加以利用。王家骅先生曾指出：“如果在接受近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性急的欲全面抛弃传统，要求超前的文化变革就只会造成与现实的错位和脱节，旧的外在规范遭卑弃，新的又不能根植，以致形成文化道德的空白时空。这或许导致对民族文化自身的破坏，或者刺激人们呼唤传统的回归，都将造成延缓文化建设的结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价值体系在短时间之内被击得体无完肤。明治新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将学习的视线转向了先进的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积极效仿西方诸国的模式。在学校教育方面，明治政府颁布并实施了新的教育法令，将“实学实用”的西学作为重点，以前居主导地位的汉学则降低到“兼而习之”的从属地位。以教授汉学为主的藩校、私塾、寺子屋等教育机构被关闭，代之以洋学塾。后来，为了纠正全面西化教育模式的偏颇，1877年文部省在东京大学的文学部开设了“和汉文”专业，1881年又增设了“古典讲习科”。民间也再次出现了众多的汉学塾，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庆应义塾、同人社、二松学舍，它们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名的汉学人才，其中明治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夏目漱石就出自二松学舍。在此基础上，汉文学渐有复兴的趋势。从明治时期汉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虽然不过是一段大势将去之前的曲折迂回的小插曲，但是它同样是夕阳西下时一抹壮丽的晚霞。
启蒙思想的宣传可以在短时间起到明显的效果，国家的强制性政策也固然可以左右文化的进程和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潜流在近代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汉文脉却不可能完全断绝。特别是在西方文化还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汉文学的实际功用在短时间之内还无法被彻底取代。
启蒙思想的受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也最容易在年轻人中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深受汉学教育，具有较深汉学修养的人来说，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过去在德川旧幕、旧藩担任过儒臣的汉学者或者文人，维新后又成立诗社（如旧雨社），聚集故旧，饮酒燕游，品评诗文，依然进行汉诗文的创作。在他们的眼中，汉文学依旧属于“雅文学”，他们依然将书写汉文，创作汉诗视为一种文人雅趣。还有一部分汉文学家在明治政界、军界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竹添井井、副岛苍海），他们有的曾经是维新志士，有的是曾经留洋亲眼见识过西方文化的“海归派”。他们在大力倡导“文明开化”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用汉诗文的形式来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可以说汉文学在当时日本社会上层人士中还是被普遍认可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