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忆（一）
昨晚，我是流着眼泪入睡的。只因睡前看到了哥哥写的一篇回忆爷爷的文字，眼泪和对爷爷的思念都不可遏止地流淌起来。
爷爷健在的时候我还小，有几年爷爷去了远在宁夏的伯父那里，不在家。
对爷爷的最早记忆是爷爷从宁夏回来了，坐在房间炕上休息，母亲在厨房喊我，爷爷催我答应：“你问（你妈）‘干啥呀？’”我不会说“干啥”，只会说土话的“弄啥”。听爷爷这么说，我的土话难为情地出不了口，他教我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去学。就这样，母亲一连喊了我好几声，爷爷又在一边不停地催我问“干啥呀？”我只好跑去厨房看母亲到底为啥叫我。
爷爷是从城里回来的，不仅会说几句“文话”（家乡人管普通话叫“文话”），穿衣打扮也和村里的老头不太一样：一身蓝布中山装，一副老花镜——夏天的时候出门还会戴一副石头墨镜。据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县城的餐馆当跑堂，人干净利索。没受过太多农村的苦，所以到老了，依然腰板挺直，加上常年一身中山装，有点儿像退休老干部呢。
爷爷饭量好，家里有一个专门的老碗是给爷爷盛饭用的。冬天的时候，一老碗稠稠的玉米粥，爷爷端在手里，也不怎么就菜，三下两下地，一边吹着刚出锅的热乎气，一边呼噜呼噜地就吃干净了。吃完还要把碗舔干净，玉米粥就会有一点儿沾到他下巴处的白胡子上。爷爷放下碗，满意地打个嗝，边擦胡子边站起来，脸色也红润起来。爷爷去世后，那个碗就闲置了，因为家里没有人能吃完那一老碗饭。
爷爷精神矍铄，八十多岁了，依然能拉架子车。吃完饭，爷爷活动活动。就拉上架子车，去城后（据说很久以前村里是有土城墙的，我们家住在后城墙根下，把城墙后面就叫“城后”）的土壕里拉一车干土，回来垫猪圈。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被班上的男孩儿欺负。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都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儿从后面冲上来，在我的背上砸一锤然后跑开。我哭着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让你爷收拾他们。”爷爷听见了，虎着脸说：“把他的！走，不怕！”下一次放学的时候，爷爷就在路边站着，那几个男孩儿再也没敢打过我。
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爷爷去吃筵席，总要悄悄地带几个“米夹夹”（用筵席上的小馍馍加点儿米碗子——家乡美食，用糯米、红枣、蜂蜜等蒸制而成，只有过年或红白喜事时才做），放在口袋里，带回家给我吃。我接过爷爷手里的米夹夹，高兴得就像过年一样。爷爷也笑眯了眼。
爷爷话不多，脸上时常带着微笑，嘴里有时哼几句秦腔，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烦心事。有一年，家里突然出了变故，母亲得大病住院。父亲带着母亲去省城西安的医院看病，正值秋收，父亲安顿好母亲，又赶回家里收玉米。那时，哥哥姐姐都在上大学，家里就剩我和爷爷。父亲带着我去地里掰玉米，爷爷在家给我们做饭。那是第一回吃爷爷做的饭，面擀得又薄又筋道，也是第一回看到爷爷的愁容。他悄悄地问父亲：“永生（我哥的名字）他妈的病怎么样？”父亲安慰爷爷：“没事，你别管。”可是，祸不单行，就在家里因母亲生病而仿佛天塌下了一半时，有一天父亲又接到了宁夏伯父去世的消息。父亲对爷爷隐瞒了这个噩耗，只说他要去西安看我母亲。不知道是不是父子连心，爷爷那一天突然在上厨房门口的台阶时跌倒，父亲一把扶起爷爷，我看到爷爷的脸蜡黄。爷爷说没事，要我父亲赶紧收拾去西安。父亲去宁夏处理好伯父的后事，又去西安照顾母亲。我和爷爷在家过了两个多月相依为命的日子，直到母亲病愈回家。那段日子，我仿佛再也没看见爷爷笑过。几年后，爷爷去世前弥留之际，父亲趴在爷爷的耳边告诉他：“爸，我哥先走了。”
爷爷具体活到八十几岁，我也不清楚。只记得有一天放学，远远看见有穿白色孝服的人从我家出出进进，我有了不祥的感觉，赶紧往家跑。跑到家门口正好碰到父亲，他拉住我，说：“你爷爷走了，你去看看。”我就跟着父亲，到了爷爷的屋里。房间的地上放着一张床，爷爷就平躺在上面，好像睡着了一样。“看一眼就行了。”爸爸说着，就拉着我走开。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难过还是害怕？
晚上，我被大人们全副武装——穿上孝衣，戴上孝帽，拄上孝棍，跟在祭奠队伍的后面去祭奠爷爷。祭奠仪式应该是很隆重的。有请来的唱秦腔的班子，还有很多村里的人围观。但这些我都听不见，看不见，我只记得我一直哭，一直流泪。后来，听母亲说，仪式结束后，人们都夸我，说我孝顺。
对爷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孝顺。爷爷生前，我似乎也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中秋将至，哥哥想起了爷爷。如果不是哥哥的文字，我恐怕也不会去想已经作古二十多年的爷爷。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某一天，爷爷会买回来一瓶罐头，启开，叫我和哥哥姐姐一块儿吃，那罐头可真香甜啊。后来听姐姐说，那一天就是爷爷的生日。我们那儿的人，可能因为生活贫穷，都不兴过生日，所以我们也没人去记爷爷的生日，去为他过一次。
在这个回忆起爷爷的晚上，我的心里涌上一个强烈的愿望：如果时光能够回到爷爷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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