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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我名叫萨义德，萨义德·拉比诺维奇。我母亲名叫朱迪斯，村里人都叫她“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她头上总围着一条蓝色的头巾，手上总飘着柠檬叶的香味。母亲左耳的听觉不好，谁要是在她左边念叨，她一定会火冒三丈。
没人知晓我父亲姓甚名谁。我是个私生子，三个男人都声称是我父亲。
从摩西·拉比诺维奇那里，我继承了一个农场、一间牛舍和一头金发。
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给了我一幢好房子、一些好家具、几个金丝鸟笼以及一副小溜肩。
至于牛贩子格洛伯曼，我的一对大脚和一笔财产都是拜他所赐。
尽管身世如此复杂，令我饱受其害的罪魁祸首仍旧是我的名字。在村里，乃至于整个山谷，我都不是唯一一个生父不明的孩子。不过举国上下——甚至整个世界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叫“萨义德”的孩子。在学校，他们都叫我“玛士撒拉”，要么就是“老爷子”。每每我回家找母亲抱怨，问她为何给我起这么个名字，她总是淡然道：“若是死亡天使降临，见到一个以‘祖父’为名的孩子，肯定立马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继而转向别处。”
别无选择，我只好乖乖认命，坚信这个名字能保佑我大难不死，因而也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些原始的恐惧也与我全然绝缘。
我大大咧咧地把手伸进鸡舍裂缝里的蛇窝，那些蛇都晃着脑袋盯着我出神，却没有一条张口咬人。
我时常爬到牛舍顶上，闭着眼睛沿着瓦片铺成的斜坡乱跑。
我壮着胆子往村里拴着的狗跟前蹭。这帮家伙常年受着束缚，早就渴望见点血腥，出口恶气。就是它们，见了我也是一脸喜色，摇头摆尾，还会舔我的手呢。
八岁那年，我爬树去看乌鸦的巢穴时，被一对乌鸦袭击，前额重重地挨了一下，我眼前一黑，摇来晃去，一下子没抓住树枝，昏昏沉沉地掉下来，心里却还美滋滋的。周围舒展的树枝减缓了我的下落。着地时，接着我的是厚厚的树叶，松软的泥土，还有我母亲的迷信。
我起身跑回家中，母亲在我的伤处擦上碘酒。
“死亡天使办事很有章法。他拿支铅笔，再拿个本子，所有的事都记录在册，”母亲笑了，每次我得救，她都会这样笑，“不过，沉睡天使却不可靠，他什么都不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有时他会来，有时他却自己睡着了，忘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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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我自然而然将母亲的话信以为真，觉得那名字中藏有神力，也为此采取“措施”，预防神力的流失。我曾有过一个女人，几个月共同生活中我们从未行欢，她变得绝望，觉得不可思议，最终离开了我。
我告诉她：“儿子生孙子，孙子会招来死亡天使。”
她先是大笑，然后发怒，最后离我而去。听说她嫁给了别人，却无法生育。但听说之时，我早已对命运的捉弄与玩笑司空见惯，内心掀不起丝毫波澜。
就这样，那名字让我躲过了死亡，也躲过了爱情。但这与我母亲的故事无关。而故事不同于现实，唯浓墨重彩方得以流传。
讲述之中可能会掺杂一丝伤感，但这并非我一生的主调。和所有人一样，我时不时会为自己营造一些哀伤的时刻，然而对生活的喜悦我也深有体会。时间是我自己的，而且如之前所说，三位父亲对我也是宠爱有加。
牛贩子格洛伯曼留给我一笔钱和一辆绿皮卡。
育鸟人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留下一幢漂亮的大房子，这幢房子就坐落在提翁的橡树街。
还有村里的一处农场——摩西·拉比诺维奇的农场。他仍在那里生活，农场却已登记在我名下。他住朝街的老房子，我住院子里惬意的小屋。那小屋以前是牛舍，墙边三角梅蜿蜒盛开，仿佛艳丽的鬓角；燕子振翼求爱，在窗边流连；墙壁的裂纹中依然渗出牛奶的柔香。
旧日里，这里有鸽子低鸣，有母牛产奶。水罐上积着露水，尘粒披金起舞。一个女人曾住在这里，在此欢笑、做梦、工作、哭泣。在这里，她将我带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整个故事。或者换个世故之人的刺耳闷声说来：说到底，就这么回事。从此之后，由底线向上，所有顺嘴言说的细节，无非是为了满足好奇与八卦这对栖息于人类灵魂，如饥似渴的小怪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