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兰州，天空晴朗，秋风送爽。
1961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3点钟光景，甘肃日报社人事处副处长史秀杰和报社办公室秘书孙民，坐着师志清师傅开的吉普车来学校接我与王殿到职，真让我俩喜出望外。因处生活困难时期，各业萧条，寂寞冷落，这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困难，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自然条件、生活条件都不好的边远县；而我俩却有幸被分到了人人向往的甘肃日报社，而今天又有领导乘车来接，确实令人想不到，给人幸福感呀！也确实令送行的同学另眼相看，从心底十分羡慕呀！由于我们早把物品归总一起，有所准备，我和王殿就很快携行李物品上了车，与同学们难分难舍地告别，离开了曾熟悉的学校。
当时兰州的大街上行人稀少，汽车开得飞快。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们就乘车进了甘肃日报社大门。此时甘肃日报社大门离马路约有几十米远，得上一个缓坡。我心情无比激动，心想，那顶端有着“甘肃日报社”五颗大字的大门早令人向往，那分列两旁的大红柱早对人有强烈吸引力，而从今后就与我们朝夕相处了。
汽车停在了大门东侧的路上。我被分到了下边一排平房的一问房子住，王殿分到了台阶上那排平房的一间房子。室内陈设虽简单，除了平展展的床板，但有一供专用的桌椅，电灯光明亮，感到便于学习，甚满意。
放好行李后，我即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间观察了四周环境，看到进报社大门东侧是我们住的这上下两排平房，西侧有相对的两个小院。正迎大门上办公大楼的路，也就是一个大高台台，宽七八米，有五六十层台阶。在东侧，就是我们住的那边，也有一通往上边较窄的台阶路。宿舍东边不远有一自来水管，再远十来米处是男女厕所。我以为这对我们倒也方便。
我正年轻，精力旺盛，便又跑上去眺了两眼上边的情景，看到有一别致的小楼，有几问平房连着食堂，还有一个礼堂。特别是办公大楼非常壮观，非常气派。见空地不多，树木茂盛，到处是苹果树，树上已挂满了苹果。据说办公大楼的另面有印刷厂，有些职工宿舍，有一片菜地，还有一个后门。但当时没去看。总之，无论看哪儿都给人亲切感，令人兴奋。
第二天，孙民向我和王殿介绍了编辑部有哪几个具体部门，问我们愿去哪个部工作。王殿说他喜欢跑农村，愿到农村部。我是一贯喜欢文艺的，就想当文艺编辑发挥专长，即表示愿到文化部编文艺副刊。报社很快满足了我俩的愿望，我就开始了编“百花”副刊的生涯。
第一篇文艺随笔上甘报
1961年9月，我怀着雄心壮志走上了“百花”文艺副刊岗位，自认为自己从在保定上中学时就已经给几家报纸写稿了，又经兰大中文系的锤炼，是能够胜任这编辑工作的，一坐下就开始选稿编稿工作了。清楚记得，第一篇编发的稿件是柯杨的文艺随笔《也谈诗的直率》（柯杨系笔者学兄。后为兰大中文系主任，民俗学专家）。
我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来稿中的文艺随笔谈技巧的多，强调加强政治思想的微乎其微，而这方面的稿件是副刊上极需要的。因而我从《革命烈士诗抄》中找到灵感，便很快写出了《欲作革命诗，先做革命人》一文。本文2000余字，文笔凝练，富有激情，通过对杨超烈士、刘绍南烈士的两首革命诗的深入分析，告知人们“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诗是真实感情的真实流露，是自身人格的必然体现，所以“欲作革命诗，先做革命人”。经部主任签发，即登载在了1961年12月17日甘报“百花”副刊版。
此篇文艺随笔上甘报，才是笔者来甘报三个月光景，又属第一次上甘报，令人十分高兴，也增强了当好文艺编辑的信心。因而本文也就成了我的第一桩“甘报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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