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诗的翻译，我不由得想起了瓦雷里关于“纯诗”的著名论述，每个诗人在内心都潜伏着一个对“纯诗”的追求，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可以无限地逼近这个目标，却不可能最终抵达。译诗也与之非常相似，其情形有点像竞技运动中的跳高。
译者对译文的每一次修订都在提高译文的质量，类似于比赛过程中一次次加高的标杆刻度，但每一次都不可能真正与原文找齐。经验告诉我们，在由原文向译文的转换过程中，不论多么优秀的译者，不论他的水平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最后都逃脱不了跳高运动员式的命运——被迫面对一个自己终究跳不过的高度。说实话，那一刻，所有的译者恐怕都会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永远在推着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因此，有人说翻译是一种失败的艺术，也有人说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这似乎印证了弗洛斯特的话：“诗就是那在翻译中失去了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事实，好的诗歌应该是经受住了翻译之考验的作品，即“诗就是在翻译后留存下来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但丁的《神曲》，乃至《圣经》中的《雅歌》何以能流传千古，成为享誉世界的不朽名著，毕竟，绝大多数的读者在品读和欣赏它们时都借助了译文，而不是通过希腊文、意大利文和希伯来文。
所以，前述令人沮丧的那一个现实，也同样隐伏了新的希望，它对译者的智力和耐力发出了挑战，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证明自身的机会。因此，我要说，巴比伦塔的坍塌，诚然宣示了人类必须正视的局限，但也从另一个侧面为人类的自我实现、自我提升提供了契机，失去了巴比伦塔的人类依然热切地渴望交流，而且达成了文化史上数不胜数的交流。
就某种意义上讲，译者（以及他所欲抵达的目标语）和原文，就像一对自小成长环境各不相同的男女，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受着不同的文化滋养，拥有不同的思维表达方式，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爱（或创造，在文字上体现为诗），走到一起。或许是日久生情，或许因媒妁之言的撮合，或许出自美好的邂逅，由初次的相识，到随后的相知，乃至最后的两情相悦，末了成就一段令人艳羡的姻缘。
译诗和恋爱的相仿，在于都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辛苦寻找，最终只有真诚的相爱者才有机会携手进入婚姻的殿堂，开始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与生产。译诗的整个过程，有快乐，也有痛苦，而且正如绝大多数婚姻一样，也会出现在坚持中的妥协与磨合，其中有放弃和修补，有纠结和快慰，也有畅行和停滞，结果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译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它绝不是“克隆”，更不是原封不动地重现和复制。最后的译文应是父精母血结合后诞生的一个孩子。这个新生儿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有着父母各种遗传基因的另一个，它在容貌、性格上与父母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却绝不是等同，它的智力和体魄既可能强于父母，也可能弱于父母，在与后者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保持了自身独异的存在。此外，译诗并不是总能收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宁馨儿”，而在翻译过程中出自诸般原因而中断的一些例子，实际也与生命孕育过程中的夭折极为相似。
因此，我说，译诗就是一次恋爱，有时甚至是一次不无冒险的恋爱。我这么说，实际就把译者放在了恋爱者的位置上，这个比喻或许仍有不贴切的地方（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确有其相近的地方。
因此，翻译诗歌的译者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准备好玫瑰花与巧克力，写好自己的情书，为此须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多多阅读，多多练笔，像提炼镭似的锤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提高对象语和目标语的感受能力，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健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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