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厉行潜水艇海上封锁政策，美国首先提出抗议。中国的抗议也继之而提出。德国方面却置之不理。于是中国便进一步而与德奥绝交，协约国极力劝诱中国也加入战团。梁氏承认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增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可以收回种种已失的权利，便极力的鼓吹对于德奥宣战。他在大战的初期，著《欧洲大战史论》及《欧战蠡测》之时，虽预测德国的必胜，然在这个时候，他已渐渐的瞧透德奥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这个时候，黎元洪与段祺瑞已表示出明显的政争情态。实际上是总统与总理的权限之争，表面上却借了参战问题，做政争的工具，段氏主张参战，黎氏则反对参战。梁氏因段氏的主张与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这次的政争愈演愈烈，参战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而内政问题却因黎氏的决然免去段职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澜。
段氏免职之后，继之而有督军团的会议，而有各省脱离中央的宣告，而有张勋统兵五千人北京，任调停之举。这个“调停军”的内幕，却将黎、段两方都蒙蔽了。原来，张勋此来，系受了康有为诸人的怂恿，有拥宣统复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觉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至张勋到了天津，复辟的空气十分浓厚。他们才十分的惊惶。于是梁氏与熊希龄急急的欲谋补救，宣统复辟于六年七月初成事实。梁氏乃极力的游说段祺瑞，要他就近起来反抗。马厂誓师的壮举，一半是梁氏所怂恿的。梁氏自己也于七月一日发表了一篇反对复辟的通电，持着极显白的反抗态度。他陈说变更国体的利害，十分的恳切动人，较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尤为直捷痛切。他说：“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日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师悍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这些话，都足以直攻复辟论者的中心而使之受伤致命的。梁氏又说：“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然这事不必望之于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笔而兴了，他自己已不徒实行着口诛笔伐，而且躬与于“讨伐”之役了。这时，他与康有为已立于正面的对敌地位。自戊戌以后，梁氏与康氏便已貌合神离，为了孔教问题，也曾明显的争斗过。而这次却第二次为了政治问题而破脸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终是一位政论家，不适宜于做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他非到于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肯放下政论家的面目而从事于政治家的活动。这一次，与护法战役之时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来活动的。他带着满腔的义愤，与段祺瑞会见于天津。他说动了段氏，举兵人北平。在这时，似乎也只有段氏一个人比较的可以信托。其他的督军军人们都是首鼠两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张勋减少了不少的随从。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扑灭了以张勋、康有为为中心的清帝复辟运动。张、康等皆逃入使馆区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这是第二次。他对于共和政体的拥护，这也是第二次。
段氏复任总理，黎氏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就大总统任。段氏既复在位，对德奥宣战便于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实行。梁氏这次并不曾于功成后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一九一七）。他很想发展他的关于财政上的抱负，然而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却不容他有什么主张可以见之实施。不久，他便去职。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他的七年来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个终结。自此以后，他便永不曾再度过实际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后，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冬直到他的死。便人于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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