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一致性并不能掩盖我和黄老师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下面我就简单地谈一谈我和黄老师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讲一讲“生活儒学”与儒家情感理论的关系。
儒家的情感观念，我把它分成五个阶段，当然这个划分不是很严格。第一个阶段是孔孟荀原始儒家时代。这个时代是“性”“情”不分，在这一点上我和黄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个阶段是汉代儒学。从汉代开始，“性”“情”有别。这个“有别”包括“性”“情”之分和“情自性出”。既然“情自性出”，那么肯定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第三个阶段是魏晋玄学时期，主要是以王弼和嵇康为代表。王弼的基本观点是“以性定情”。第四个阶段是唐朝儒学。韩愈和李翱的比较极端的性情说，我把它们概括成“性善情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宋明理学阶段。这一阶段，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性体情用”。
我把儒家情感理论分为这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充分地体现了儒家对性情观念的认识和逻辑进程。这种逻辑进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儒家对待情感问题、对待儒家哲学的核心问题的认识。从早期的“性情不分”到后来的“情自性出”，到最后的“性体情用”，这样一种转变，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解读方式。我个人觉得，这种认识实际上体现了思想上的进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黄老师就有了分歧。他认为，原始儒家“性情不分”很好，从“郭店楚简”开始，后边的儒家对于性情关系的认识一概都是邪了、歪了。这一点，我从情感上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对过去儒家的不公平的评价。汉代儒家你把它抹杀了，魏晋玄学你把它抹杀了，宋明理学你全把它抹杀了。只有孔子说的对、孟子说的对、荀子说的对，后边的人说的都不对吗？所以，在性情问题上，我与黄老师在基本认识上是一样的，但是在评价上我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认为“性情之分”“情自性出”这些是走邪了，这是我不敢苟同的。
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原因在于他把情感看作是本源。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孟子那里就能看出来：如果情感就是本源的话，那么孟子的“性”是什么呢？当然了，他可以解释孟子的“性”就是“情”，那“性”不也是本源吗？在王弼、嵇康那里，“性即情”说得非常清楚，“性”是本源，“情”是后来的。到宋明理学朱熹那里，“性”是体，“情”是用，早一些的二程说的是“情是性之动”，显然，性是情的本源。如果你完全抹杀了，那肯定是不成立的；如果不抹杀的话，那么你的情感本源论就需要再进行重新解释了。这是我对黄老师的情感理论的一个请教。
最后，我觉得黄老师经常讲的“存在论”“存在”这些概念，我们搞中国哲学的人好像把这些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这两个词在哲学史上的内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论跟我们的存在理论是相似的；但到了康德那里，存在论其实完全变成了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理解，那个存在其实就变成了我们的思维。我不知道黄老师的这个“存在”指的是客观的存在，还是康德和贝壳莱意义上的一种主观性的思维方式？我想，对于这些词，还是有必要做一些说明的，否则的话会容易引起误会。也许他做过解释，而我没有注意到。我们通常把“存在”看作一种existence，但实际上哲学里边讲的存在是being,这个being有可能是existence，也有可能完全是康德那种涵义，那就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了。在康德那里，现实全部都是non。我们中国人讲“存在”，往往着眼于它的客观性；但是西方人讲“存在”，可能着眼于主观性。那么，黄老师的“存在”是胡塞尔的那种“生活世界”，更多也是主观性的吗？如果黄老师仅仅是从现象学角度来讲“存在”的话，那么“生活”究竟是有意识的生活还是无意识的生活？我觉得，黄老师经常讲的一个词“前主体性”，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因为“主体性”本身就是一个非时间性概念，怎么还会有一个“前主体性”？当然了，你要把生活讲成“前主体性”的也未尝不可，如果按照胡塞尔那种理解好像也可以，但是必须做一个说明。
总之，黄老师的思想对于儒学的现代化转型是具有创造性的，尽管这种创造性是否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但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是完全支持的，也是充满期待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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