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儒学思想探析》：
其次，赵秉文并没有把礼乐教化看作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事情。赵秉文对礼乐的态度和看法，在下面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善乎！文中子曰：‘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仆固不足以知礼乐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实，孔明任之有余矣。不然，周旋铿锵之末，区区叔孙通、大乐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他并未把礼乐看得多么神圣，虽然直言自己“不足以知礼乐之本”，却认为“周旋铿锵之末，区区叔孙通、大乐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在他看来，礼乐之事并不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诸葛亮这样的贤人来施行，这只是叔孙通、大乐令夔这类人的事情。
在金代后期，国家内忧外患，寻找解决眼前问题的治国良策是当务之急，而礼乐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很快得到实际效果。所以面对当时的现实，赵秉文没有把礼乐教化作为治国之策，他一方面承认礼乐教化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把礼乐教化的问题搁置和淡化，这里可见赵秉文儒学思想的现实性。
赵秉文的儒学思想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元好问是赵秉文之后的文坛盟主，他走向文坛并逐渐受到重视的过程中，得到了赵秉文的引导和提携，他的思想也受到了赵秉文的影响。
元好问在赵秉文的墓志铭中也高度赞扬了赵秉文在儒学思想方面的探索和坚守。“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元好问把赵秉文放在“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认为他是这一时段中潜心研究“六经”的第一人。元好问在铭文中写道：“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一判藩篱，倒置冠屦。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元好问认为当时天下“道统中绝”，秩序混乱，天降大任于赵秉文，所以他挺身而出，接续道统，成为思想狂澜中的砥柱，是接续中原道统的重要人物。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赵秉文一方面坚持儒学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把传统的理论与现实的需要相结合，用儒家思想影响当时的思想和政治，从而扩大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元好问的儒学思想与赵秉文如出一辙。在评价赵秉文时，他强调赵秉文潜心六经，在儒学地位受到冲击，倒置冠屦之时，他承继道统，发挥儒学。我们看元好问在金亡之际的所作所为，可以知道他是以赵秉文为榜样的。在汴梁城被围数月，面临屠城之时，他冒昧给从未谋面的耶律楚材写信，请求保护中原54人，希望中原文化可以延续。在元初，为了儒道能够得到蒙古统治集团的重视，他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可见元好问以曲求直，灵活对待现实问题，期望达到重振儒学的目的。在他的诗歌中也明确地表明自己以曲求直的策略。从这些可以知道，元好问对赵秉文的儒学思想是极力推崇的，在现实中他也吸收了赵秉文儒学思想的精髓，既坚持儒学思想的核心，又对儒学进行灵活的阐释和运用，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争取儒学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中原道统的承继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赵秉文是金代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儒学的理论基础，承继儒学的精神血脉；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用儒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发挥儒学的治国治世功能。金国当时的现实是内忧外患，情况复杂，为了适合当时的现实情况，必须对儒学灵活运用。赵秉文以他对儒家理论的潜心研究，深刻地领悟了儒家理论的精神实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儒家理论进行了适合当时形势的新阐释。作为当时儒学思想的旗帜，他对儒学理论的理解与阐释直接影响了整个金代后期儒学思想的发展，所以说，金代的儒学既有儒学理论的纯粹性，又有服务现实的灵活性。杨云翼、元好问看到的是赵秉文对儒家道统的承继，而刘祁看到的是赵秉文对儒学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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