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早年他创办的专登自己译文和创作的杂志《新文》刊登过2首译诗外，其他作品多发表在其所属文学团体的刊物上，如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等，或经友人推荐直接刊登在他们负责编辑的杂志上，这类刊物比较典型的就有上海的《青年界》、天津的《人生与文学》等数种，其中又以《小说月报》刊登的译作为最多。至于整本译诗集的出版却历经坎坷，据朱湘自己的通信以及友人回忆：他在留美期间（1927年8月～1929年9月）译诗为最多，且选译的均为世界名作，那时他“诗的材料、诗的感情一点没有”，故而闷时“常可以译些诗”。1930年初，朱湘曾辑得《若木华集》一部，书名取“日起扶桑，日落若木”之意。本书以短诗为主，预计编入《新文》丛书第二种，可惜未能出版；尔后又译得19世纪时期英文长篇叙事诗3首：《迈克》《老舟子行》和《圣亚尼节之夕》，曾一度合成《三星集》，采用自定的标点，还找友人唐仲明设计了封面。这个诗集曾寄给开明书店，但未被接受，岐山书店接受了，却未能印成。诗人逝世后，由赵景深负责整理编辑，商务印书馆才将《三星集》连同后来他翻译安诺德的《索赫拉与鲁斯通》附入原来的《番石榴集》。“番石榴”译自希腊文“myrsine”，即外国的、外族的石榴，相传古希腊人在进餐和饮酒的时候互相传递这种植物的枝条，以确定由谁来传唱一段诗。朱湘在此借用它来比喻外国的诗歌。1936年3月，这部《番石榴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收入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947年3月重版，收入《新中学文库》）。这也是在译者生前友人多方努力下才得以出版的。全书共分上、中、下三部，计453页，收诗101首，涉及欧西多国诗人数十人。尽管译者自谦“这里面的数目并非以优逊为标准，不过哪方面多看过些书，就多译点。”该诗集确实是译者刻意用放眼世界的目光结成的，同时也是我国首部西诗中译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介绍、翻译西洋诗以来第一部有系统而且有成绩的集子”。另外，1986年5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诗苑译林”中亦列有《朱湘译诗集》，除选人译者生前出版的两部诗集的全部译诗外，还收有零星译作5首，共辑得译诗119首。然而这些绝非穷尽了朱湘的全部译作。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20世纪20、30年代一位重要的新格律派诗人，朱湘在翻译中最彻底地贯彻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闻一多提出的诗歌的“三美说”，他特别注重诗歌的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和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在诗歌形式的实验上，朱湘的译诗首先是从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探索人手。他的许多译诗，常能通过律动的节奏和形式以及多样的谐韵手段构织出上佳的音乐效果，这些又是现代众多翻译诗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言语的音乐美，成了文学作品中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的关键。除了译诗中追求“音乐美”效果外，朱湘在翻译时还非常重视“建筑美”效果之营构。《番石榴集》的全部百余首译诗里，诗人有针对地分别实验了各种长短不一的诗行，以求产生异样的建筑效果。在这些译诗中，做到各行字数整齐或基本整齐的占绝大部分。新格律派译诗家普遍追求译诗字数的相对整饬，而整饬的诗行能够营造“均齐”的建筑效果，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关于诗行字数相对整齐的理念，又以朱湘贯彻得最为彻底。当然，朱湘的译诗距今毕竟已有半个多世纪，而且当年他还处在摸索阶段，当时的语言习惯与今天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他译格律诗尽依原诗，每行字数相等，节句均齐，免不了要影响诗的思想内容和其他成分；他强调译者在枝节上有充分的自由，有时增添，有时省略，和原诗相去较远的地方也是存在的；为了音韵等方面的原因，有时也使用一些生僻的字词等——这些均应看成是前辈诗人探索的足迹，它们无损于朱湘的译诗成就和贡献。其实，朱湘后期的一些译诗，如果不一味地死抠字数，视情况稍作增减，就不失原诗的行文凝炼、音调和谐，也可避免中文里的生涩、拗口现象。假如他再多活几年，假如他肯多听取别人的一些中肯意见，后人也许能够欣赏到这位唯美诗人更多、更好的作品。
除了诗集外，朱湘还有一些零星的译作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1929年3月10日他翻译的《克里斯托弗生》，刊《人间》第3期；同年4月10日，该刊又有他译《达甫尼士的死——西奥克立特的田园诗》。
值得指出的是，朱湘对希腊悲剧是非常喜爱的，也是非常熟知的，不但曾经为《小说月报》“希腊文学研究专号”译过几种悲剧，还译有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而且创作了两首十四行体的英文诗，一首是致荷马，一首是致埃斯库罗斯。“希腊文学研究专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面世，朱湘写于1925年6月24日的十四行英文诗《致埃斯库罗斯》却由柳无忌保留下来，并译成了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十四行诗相对难写，朱湘的原诗采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格律是一轻一重，每行五音步。前三节四行诗，隔行押韵，最后两行同韵。当时年轻的朱湘能写出这样的十四行诗，而且还用上如此多的典故，着实不易。柳无忌的译诗也是“将大意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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