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新闻界》副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典延雪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纵向课题，承担过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单位委托的多项咨询项目。出版《传媒业空间形态演化研究》《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等著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十余篇。

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新闻史学会杰出青年奖等荣誉奖励。

中国是信息技术深入发展与应用的重要地域，中国新闻业正在新媒体技术的渗透下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诸多方面发生深刻嬗变，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在随之而变。近年来，“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新的领域兴起，激活了新闻研究的理论体系，物质性、可供性、情感转向、关系转向等新视角的引入给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议题，也对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起到了推动创新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既需要拓展新闻学研究的 “增量”，也需要迭代新闻学研究的 “存量”，也即在引入全新视野和话题的同时还应该检视新闻学原有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生产模式，考察其是否有必要发生转变以及发生何种转变，由此才能实现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整体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本书即是从新闻研究的本体论转换出发，对于其带来
的理论前提拓展和核心任务重构等连带反应做一个初步探讨，以展示新闻研究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系统性变革。

一、如何看：我们对新闻研究变革的基本认识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科领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变革之中，要找到新闻学的创新发展路径，首先需要对新闻学所处的方位有一个基本的廓清。

第一，新闻学发生的变革并非是全新的，而是新闻业与社会环境不断深入交互引发的持续震荡。新闻研究在发源期是为了归纳和解释当时新闻业的实践，其发展历程显示出该学科对新闻业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当新媒体技术可以给社会机构赋能、给公众赋权以后，原来由职业媒体主导的新闻业变为参与性的、扩散了的、网络化的互联网新闻业，新闻学的视野也从职业化媒体转向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新闻研究中的诸多核心命题如新闻价值、新闻真实、
新闻专业性、新闻职业权威与边界等都在被改写内涵。技术因素成为当前新闻业的核心变量，但新闻学研究的变革并不是只为了研究新兴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使用，而是依然需要把技术嵌入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去考察新闻传播现象，依然要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理论旨趣，唯此才能避免新闻学研究的创新走向单纯对新技术的关注。

第二，如何看待新闻研究的变革，需要从表层的观点争鸣推及更为深层的认识论差异。与传统模式的新闻业正处于衰落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新闻学危机与创新的学术话语近年来呈现激增状态，新闻研究在整个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活跃度不降反升，但讨论新闻学新特征、新方向的逻辑理路较为繁杂，指向完全不同的层面，在关注这些话语所表达的观点时，更需要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语境。比如在国内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建设性新闻，大量研究是在描述新闻业态变化和分析操作流程，在其职业理念、社会思潮和学理脉络方面进行的开掘较为有限。事实上，这些新话题不应只是涉及对传媒业某种创新趋势的关注，对其讨论的多样性和深度也体现出研究者对 “社会治理”语境下媒体与政府及公众关系的认知方位差异，对其持推崇、审慎、疑惑甚至批判性的研究立场也反映了对新闻学研究本身的认识论多样性。互联网带来的是新闻业底层运作逻辑的触动，对于新闻研究来讲也需要有相应的认识论的跃迁。在建构新闻学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新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于学术脉络、学术语境、学术内在逻辑的辨识与梳理如果不够自觉，可能我们提供的依然是 “显性知识”和 “表层知识”。

第三，如何实现新闻研究的变革，学者们正在逐步展开对多种路径的分析，但对于讨论的逻辑起点尚没有较为明晰的共识。当新闻实践发生巨大变化时，如果原有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无法通过局部修订实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意味着这个领域需要有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范式创新带来的变革是系统性的，首要的就是突破对已有学科场域、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的依赖。至于具体的突破点和突破路径从哪里入手，学者们关注新闻机构、新闻用户、新闻平台等不同方面的具体问题，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和策略，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理论视角新颖的新闻学实证研究，展示了切入变革中的新闻业所包容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新闻学研究的创新之路还没有明确的、系统性的考量，学术界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研究任务、如何进行优先级的安排、不同路径的通约性如何发掘，以及各自的异质性如何互鉴等等，都缺乏充分的探讨。

诚然，学术创新究其特质来说是一种自发自为的涌现而非人为的规划设计，但是如果在认识上缺乏对学科走向和研究范式的自觉性，可能就会阻滞新闻研究创新开展的水准、层次和成效。

二、如何想：互联网情境下的新闻学本体论

在逻辑起点上来看，对于新闻学这门因应新闻业发展而兴起与演化的学科，其创新任务首要的就是建立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本体论，确立新社会环境、新技术条件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基本范畴对于学科的建立、成熟与完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确定性作用。要建立中国新闻学知识的自主性，首先需要对本体问题进行充分的识别、厘清和 “深描”。尽管当前人们对于新闻和新闻业的理解和界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闻学侧重于应用性对象领域的学科底色没有发生根本动摇。

新闻研究首要关注的是新闻业本身，新闻学的首要任务是考察、分析与解决中国新闻业的现实问题，去解释与阐述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境与运行特征，以此为基础再去开拓延伸性的议题和进行理论建构。目前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杂糅而且扁平化，学科的主体性体现不足，学术话语过于抽象，缺乏本学科特有的概念与命题等等，这些都与新闻学远离了新闻实践特别是当下深刻变革的互联网新闻业实践这潭 “活水”有关。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学要想焕发活力，必须重新回到新闻学的本体也即再次嵌入到复杂生动的新闻实践，与当下新闻业本身的现象、问题、机制、影响等进行再度连接，从中提炼和转化学术研究问题。

面对蓬勃发展的技术和技术催化下的新闻传播，我们当然可以着力于用全新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去架构一整套新的知识，但我想强调的是，重返新闻学的本体论，通过反思与延展既有研究对象亦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的数字化现实。经典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新闻事实，把事实和报道作为理论前提，由此延伸确立出一系列新闻学的问题域，如新闻价值、客观性、真实性等等。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注意合理拓展，既包括新闻事实，也包括围绕新闻事实展开的新闻活动情境，从关注抽象化的新闻事实到关注新闻借由互联网的链接、联通和参与所勾连的日常生活。
譬如，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和作为一种交往途径对社会各界的联结作用和塑造认同的潜质，同时也会发现重大新闻事件在社会人群中传播的碎片化现实，以及部分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明显的认知盲区。尽管在这样的特殊议题下，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媒体、机关媒体等在一些报道主题上实现了难得的 “同频共振”，但是无论新闻生产的多元主体如何去运作及协作，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新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反映在新闻接收者一端的实际情形是人们在移动化和社交化的环境下接触新闻的时候融入了很多情境性因素，当把家庭聊天、朋友分享以及个人起居娱乐、情绪氛围等因素带入新闻接触时，媒体的议题设置和铺垫效应 （Priming）、框选效果（Framing）都被极大地稀释和降解了。这些偶遇式的情境因素对互联网用户对一个公共事件的全面认知产生了复杂的、中介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新闻分发的多样化和各种要素的耦合，使得人和新闻之间的接触点与接触模式有了更多的随机性可能。因此，传统的新闻研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于接收效果以及新闻的社会影响的知识，可能都要有所反思和调适。

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环，媒介接触的方式、接触到的信息量以及接触到的信息分布都发生变化以后，很多结论要做相应的重新验证和讨论，由此才能产生新知。

在前互联网时代，情境因素也是存在的，但是研究者可以简化甚至淡化这些存在，把受众的媒介接触看作是比较有目的、有规律、可清晰描摹的行为。互联网带来的连通性和参与性使得传播中的偶然性因素增多，多种情境彼此的影响能够发生，或者说情境的丰富度和可见度在提升，体现得更充分、更可感可知。因此，我们面对的最重要本体之一 “新闻事实”已经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对象，而成为被中介的事实、被情境化的事实。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和调整原来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策略，以适应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发展中对于情境的凸显，要考虑如何察觉、识别、分析、理解与解释这些互联网新闻传播中的情境因素，要考虑把情境因素带进来后将会使原有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命题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从本体出发给学术研究带来的 “起底”式的重思效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了互联网新闻学这个概念 （对其解释详见本书第一章）。需要说明的是，它指向的不只是通过互联网媒介而传播的新闻现象，而是侧重于关注新闻学核心议题在互联网情境下的迭代和拓展，实质上讨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研究、互联网情境下新闻学整体性的新面貌。这涉及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在现时代，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也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架构、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格局、社会资源和社会观念具有重构性的力量。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83亿，占网民整体的73.4%，互联网逻辑已经全面渗透到政治、商业、娱乐、人际沟通等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置于互联网语法、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生态之中运行。这样一来，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使用一些挪用的抽象概念来归纳总结新闻业务工作的学术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如何洞察和认识当下正在高速演化的新闻实践，从其复杂情境中提炼和转化学术研究问题，是新闻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工作。

当然，对于新闻学的新面貌，学者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学术表述和推进策略也会有不同的偏好，这也说明大家审视和观察新闻学未来发展时在关注点和立足点上的多样性。本书使用互联网新闻学这一表述有两方面考量。第一是考虑到讨论新媒体时代社会现实时人们的惯用法。比如在法律、金融等领域有互联网法学、互联网金融等类似表述。尽管互联网时代的具体技术不断革新，从早期的web 1.0门户网站到现今的区块链、元宇宙，但现实中新闻业与技术的融合是分散式、差异化存在的，并非所有新闻产品和新闻业态都嵌入了最新的数字化技术，也不是所有新闻内容都已置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推送之下，新闻用户、媒体机构和传媒管理制度在不同面向有不同序列和不同程度的互联网化，只讨论智能化或数字性并不能涵盖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因此使用互联网新闻学更具有包容性，也与本书意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新闻学这一主旨更为相符。第二是考虑到借鉴国外学术语汇时的中国语境。新闻学在欧美国家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所区别，其学科建制化程度也不同，学界面临的具体问题有共通之处但讨论问题的原委却不尽相同，在对于新闻学的变革上面也体现出视野和进路的差异。国际上的新闻传播学知名刊物组织了多次关于新闻研究的专题研讨，但对新媒体与新闻研究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即使对于近年来热议的数字新闻 （Digital Journalism），欧美学者们在一些基本面向上也尚无定论，我们从大量的实证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是南美、非洲、东亚等地既有新闻业在理念和运作机制上的异质性在互联网时代的进一步彰显，可谓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声音”。国际学界对于新闻研究如何变革的认识分歧也是在其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学术设定中展开的。简言之，国际上兴起的 “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和基于中国新闻业发展现实及中国新闻学体系创新所进行的新闻学研究既有共同点又不完全对等。在持续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十年后，笔者使用了 “互联网新闻学”这一更具有涵盖力和对话性、更贴近中国新闻传播现实的表述。

当前，新闻学学术创新的话语较为繁杂，尽管各种话语看起来较为离散，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也反映出新闻学研究内在的活力得以焕发，并且其内核在稳步聚焦，主要的研究力量能够有效对话乃至协作。一方面，学界目前对于新闻学应发生整体性的创新已有相当共识，所以这些学术称谓并没有带来学术交流上的隔阂；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学的经验研究蓬勃发展，林林总总的学术发现尚需要进一步概念化、学理化、系统化，在对话中构建知识体系，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远远大于对于某个学术术语本身的选用和辨析。因此，不论使用哪种术语，更关键的是在新术语之下具体研究了什么和如何研究的，也就是如何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