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冯天瑜文存》：
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精英文化的核心为“神化”，那么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核心在于“圣化”，即一种特殊的神化。顾颉刚把中国精英文化直接称为“圣贤文化”，约分三项：第一为圣道（即道统），第二是王功（即明王的禅让和征诛），第三是经典（即六经）。这三种东西在圣贤文化的传承者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精英文化的神圣化，使得社会生活趋于庄严肃穆，当它与日益丰富的世俗生活背离时，便变得僵硬以至虚伪。
通俗文化也叫民众文化，反映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和爱憎，具有粗俗、率真的特征。通俗文化主要在两个方面冲破精英文化的罗网。其一是以贴近生活的世俗化乃至庸俗化来冲击神圣的精英文化。如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便以粗俗的人欲去嘲笑和反对寺院文化的虚伪性。中国明代的《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其二是以富于人情的人性化来冲击神圣文化的禁欲主义。如通过对人性的赞美来抨击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
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一种通俗化的过程。宗教改革确立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注重经验效果，看重日常生活的功利因素，而非唯传统的“神性”教条是从。明代中后期也出现文化的世俗化走向，开始重视人欲和人性，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如《金瓶梅》第九十四回便引常言来张扬人欲：“世财、红粉、歌楼酒，谁为三般事不迷？”像《十日谈》一样，《金瓶梅》揭露道貌岸然的道士贪财好色的行为：西门庆妻子月娘在泰山碧霞宫上香所遇到的一位庙祝道士，“也不是个守本分的，乃是前边岱岳庙里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双名伯才，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趋时揽事之徒”，经常帮高太守妻弟殷天锡“赚诱妇女到方丈，任意奸淫”。《醒世恒言》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引子还通过杭州金山寺僧人至慧的思想活动来揭露宗教禁欲主义的反人性本质：至慧上街遇一美貌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心想：“若得与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你们做官的出乘骏马，入罗红颜，何等受用！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岂是捉缚加拷得的！”又归怨父母道：“当时既是难养，索性死了，倒也干净！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今日教我寸步难行。恨得这口怨气，不如还了俗去，娶个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团聚。”最后终于还俗。
异端士人如李贽等呼唤个人的情、欲，高扬自然人性论，提倡回到真实的、感性的个人精神（“童心”）；再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经世致用角度重释儒学经典，抛弃理学道德玄想。
概言之，世俗化指从中世纪“神圣”价值复归凡俗价值，从神性回到人性，从道德回到实利。这一转换过程中，自然人性成为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当然，伴随着世俗化的过程，新的精英文化和价值理性又不断重建。人类文化便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不断上升。
明代中后期，通俗文化崛起，它首先从部分精英文化的世俗化开始，最主要的表现便是理学世俗化和通俗化。理学通俗化与佛教通俗化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是另一种精英文化，佛教僧人要懂得哲学佛理，背诵佛经，所以佛教高僧经常被当时的士大夫延为座上客。然而，空所依傍、唯凭心性的禅宗兴起，使佛教急剧世俗化。打柴出身、一字不识的慧能（638-713）抛开只有精英才能实行的“渐悟”方法，提出深受普通人欢迎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方法，从而使佛教成为即使文盲也能参禅的宗教。禅宗的“顿悟”方法，使它更加接近世俗而风靡天下。禅宗形成后，又进而影响到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于是，一种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觉醒的思潮开始涌动于传统观念的隙缝之间。人们开始意识到自我价值，理解到自我不是家族、社团机体上的一个简单刻板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能动的主体。人的价值、人的欲望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心学可以说是禅宗的儒学化，阳明心学更是儒学禅宗化和世俗化的结晶，它是一种高扬心性亦即人的主体性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1472-1529）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王的心本体论，以心为天地万物证实，进而从主体的角度去观照万物。“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是与非，不听任于众口之然否，而决定于吾心之会契与否”，在这样的价值标准面前，圣人的权威也发生动摇：“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儒学不仅出现了通俗化走向，而且出现了相关学派。阳明弟子王艮（1483-1541）创立的泰州学派提出“衣食日用即道”，便是通俗化和平民化的学派。王艮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将阳明学中的异端因子，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其学“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泰州学派的平民化和通俗化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学派成员平民化。创始人王艮出生于灶丁（煮盐工），他传道的对象不论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都传授之。所以在泰州门下，士农工商都有，而占多数的，还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灶丁、农夫、佣工、陶匠、商贩等。第二，讲学风格平民化。王艮“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的自学经历，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谈解的“平民学风”。他在接受阳明良知之教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格物学说（即后人所谓“淮南格物”）和平民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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