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驼荆棘
“自笑此生余几许？铜驼荆棘尚关情。”
大约没有人在出生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将要面对何种风波，生命总带着一种一厢情愿的热爱奔赴未来。我外祖父徐龄楷出生在公元1918年，四年之后，他的同胞弟弟出生，不久他的母亲过世，家里唯一的支柱他的父亲徐老爷在国民政府中任民政科主任。民国时期人口没有如今这么多，政府部门的设置也不会层层分级，划出几大块，全省的米面粮油、交通往来就管理得差不多了。这位徐老爷的官职是民政科的科长，实权岗位，很忙。据家里人说起来，民国时期的官职可不是清闲职位，打发光阴玩的，得有实在的政绩，否则立即就“回家赋闲”去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此，徐老爷的工作怠慢不得。他在工作时要行使权力，权力所到之处就有各种人物、达官贵人、学者名流，每天邀请他喝酒吃饭的人排着长队，不到深夜孩子们是见不到徐老爷的。两个丧母的幼子为了等到早出晚归的父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深夜的旧宅木质窗棂关起来还是不严实，有风吹进来，窗户有吱呀的声音，像是一种风雨之前的警报，这是一个注定不平静的时代，两个年幼的男孩子从他们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安逸的环境里。我外婆说起外祖父的幼年时代，一顿大白描，一点也不替我外祖父遮掩，说他“没人管，野跑惯了”。的确如此，一个忙碌的父亲连儿子们的衣食都顾不得，吃饭穿衣都得自己想办法，因此，从一出生，这两位兄弟就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味道，彼此互相照顾。兄弟俩在自己叔父开的小学里下课之后到处闲逛，每天恨不得有些新鲜事好让精力旺盛的他们玩乐一番。有一天，街上开了“舍粥”的大锅，吃不上饭的穷人都可以去要一碗粥吃。外祖父和弟弟知道了，好奇得不得了，挤在人群里，因为人小不够高，前面的大锅里煮的是什么也看不见。周围有人说，把碗举在头顶上！于是，我外祖父顶着碗，拉着他最亲爱的弟弟，只觉得头顶上“咚”一声响，碗里降下来一勺粥，弟弟龄垚开心地大笑，跟在哥哥身后跑回家。这哥俩倒不是吃不起饭，自己的父亲在国民政府的官职不算低，只是没有了妈妈，生活起居没有人照顾，自小少了很多疼爱。家门口总有些卖货的商贩等着，弟弟嘴馋了就去问小贩要果子吃，付钱倒是不急，因为徐老爷酒局饭局应酬不断，自己的儿子都等不到他，别说小贩等着要钱了；赖账也不会，因为徐老爷是政府官员，历任职务有民政、粮食、税务等实权部门，跑是跑不掉，攒着小贩的钱一起付，还会多给几个铜板。送货的人时间长了都知道了徐老爷的名声，只要送上门的货都没有赖账的，更不要说二公子吃过的果子了。于是，送木材的、送穿衣镜的，拉了货坐在门上，二爷爷龄垚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整天在门前溜达，各种好东西先试一遍，有些东西家里未必需要，但货拉都拉来了，也在前门的石头台阶上被二位公子观瞻了多日，那就进来吧，小商小贩欢喜不尽，跟着徐老爷进院子里领钱去了。徐老爷因为做官的缘故，讲究体面，这个习惯也就遗传给了两个儿子。
我外祖父自幼念书好，弟弟淘气些，总要教导，学校里的老师先教四书五经、古文典籍，老师的办法是先不管懂得多少，背会了再说。大约是二爷爷龄垚不喜欢这种背书的教学，他念了记不住，倒是教堂里神父说起英文来让他更感兴趣。他的哥哥不仅功课好，做事也认真，不喜欢耍排场乱花钱，两人一起买东西，哥哥认真地与商贩讲价钱，多一个铜板都不行。哥哥很执着地让小贩必须降价，才算合了他的心意。弟弟跟在身后不以为然，他最喜欢像父亲那样讲排场，吃饭时给点小费才合乎他二少爷的身份。后来时局变化，二公子不但给不起小费，连生活也安排不好，作了一首打油诗，还唱成歌，说“生活困苦，恨不得手指头变成牙刷”。
幼年闲散的生活很快被一系列的世事冲击，教书先生们不会放过这些旧宅院里的公子哥，教育他们：“念书，本就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要头悬梁锥刺股！”这种教育在他们初涉世事的时候就开始了，不仅要“言传”，还有“身教”，自己的父亲受的是封建教育，是“恪尽职守”典范，一生被人称道为人“勤苦、和蔼”。父亲有十分完美的“风评”，意思是说，自己的品德自己说了不能算，要亲友邻里来评价，父亲为人的标准深刻地影响了大公子龄楷，按照父亲的标准，对人的行为准则有明确的标准，诸如“懒惰、欺诈、虚伪、说谎”这些行为外祖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没有母亲的教导，外祖父成了父母的影子，细心地教导着幼弟，“要吃苦，能吃苦”是那个时代对男孩子的基本要求。很多故事讲旧社会的公子哥整天玩乐、游手好闲，殊不知我们家的这两位公子哥读书努力起来，一般人都不能比。
或者教育和时代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战事的爆发，这些在大宅院里长大的公子哥也逐渐长大成人。在徐老爷的观念里，十五六岁的少年要挑起家里的重担，一起长大的同伴也都一一开始离家，似乎生为男儿，即使家里有再疼爱自己的母亲，再舒适的宅院，也还是要早早出门历练。那个时代，假如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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