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纪元前二千年，埃及人进行了颇为可观的外国贸易，例如，他们与克利特人通商，他们越过红海，采掘希拉伊半岛（The Sinai Peninsula）的铜矿，差不多有1500余年。他们对于贸易有三个大分野，南向是略比亚（Nubia），东向是红海与崩特（Punt），北向则是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区域。有史以前的花瓶涂色绘画，绘有长约100英尺的船，而在纪元前二千年所绘画的船身，则较哥仑布（Columbus）所拟想建造的还大。约在这时创建过的苏伊士运河，联接有一串内地湖沼，由红海向西奔肆，吐出那倾注于地中海的尼罗河之一口。亚力山大城的地位，在初期恐怕是一个大的口岸，但以后它颓落了，那原由，大约是在地中海其他强国勃兴后，它变成了一个受攻击的大目标。后来，亚力山大把它复活起来了，它从此又成为一个繁盛贸易的中心。埃及商业上的主要进口货物，是叙利亚的毛毡与布，是佛尼西亚（Phoenicia）的武器与雕刻器具，是爱琴一带的饰品与花纹铜具，是则拉斯（Thrace）、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银，是东方的香料、胭脂粉料，是南方的金与鸵鸟羽毛。而其主要输出品，则是小麦、金龟子（Scarabs）、透明器、金器，以及亚麻布，他们这种商业，在水上，有巡防地中海的大队兵船的保护，而在陆地，则有兵士监护贸易的通道，防护之周，大非中世欧洲所能及。并且，那时的整个贸易，都是受国家的规制。海关设于港口和货物登记的地方，除了输归国王者外，一切物品皆须纳税。因此，对于帝国的国库，海关税收就是一项最重要的收入财源了。
我们已经知道埃及保留下的石建工程了，但在最初时期，他们埃及人还用砖与木头从事建筑。有如后来的希腊人一样，他们宁可作列柱，不愿建拱弧，不过，他们是知道建造拱弧工程的。设就纪元年前一千三百年以前而论，那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例证。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带，建筑的石材比较不甚充裕，其结果，那里的建筑普通都用砖块，从而，其所建规模乃较埃及为小。用砖块建造的弧形工事，是比较适用的，且为一般所使用。
就社会方面说来，埃及人的经济组织，无论是理论的，抑是实际的，都与我们过于隔膜；如其对那加以详细的讨论，势必引起一些无益的争辩。他们的经济组织的核心，有这模样一种理论在，即，神权的支配者（Thedivine-right ruler），是全国之主，全国之所有者。这就是说，整个埃及，是他的“田园”（Farm），所有埃及的人民，都当听他役使，他是埃及国家的化身。在他以下，有广大土地的贵族僧侣，有中等阶级的律师之流，有兵士，有行政官吏，有商人，有“自由”手工业者；还有农奴，有视为实际财产的奴隶与贱工。全国最多数的阶级，是农奴阶级。对于这占一国最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情形，最有涵蓄的表辞，也许是“国家的农奴”（Serfs of the State）。埃及社会经济的中心特征，就是巨大的庄园财产。关于这种制度，我们将有进一步讨论的机会，因为那曾为亚力山大第一以后的埃及诸王（The Ptolemies）所引受，后来，又曾为罗马人所引受，但他们通只加以很少的修正；实在说来，埃及帝国发展的历程，大大的受了这种制度的影响。埃及的国境，是极狭的向内陆伸展。它的经济生活，强固的被固定于农业的境界。而那农业境界，又受了尼罗河季节的匀谐现象的赐予，这样，它由农业的稳固基础，发达出了一种有类巴比仑那样错综复杂的商工业组织。
一种极其精详的经济秩序，曾见于纪元前二千一百年的汉谟拉比的《巴比仑法典》（The Babylonian Code of Hammurabi），据那法典所诏示，财产的关系，经过了精审的解释与规制。买卖必须有凭证与形式的契约——那种签字契约的形式，与我们今日所行的十分相似。关于工资，房屋费，船舶、动物、器具等财产的租金，佃人与地主的权利，皆分别有所规定。农业的重要，可由从事农耕及从事灌溉的地域巨大而征知。
财产的概念，与我们今日所具的，无大出入。对于租赁与债契，对于各当事人同意的规约，乃至对于遗嘱与相续，皆定有精密的方式。元首与行政者的权限，亦由法律所规定。至期票之发行，利率之高下，那都属于法律规制的范围。并且，当时除商工业的活动外，还在庙宇中进行现代银行所成就的种种功能。庙宇的工厂中，雇有许多工人——在某一个工厂中，雇佣了190个工人。巴比仑的工业，以织物制品与铜制品为最重要。工人除了作业于中心的工厂外，有时，在集中的支配下，还允许其拿回家中去作——这是欧洲近代初期之“厂外”（Putting-out）或“家作”（Domestic）制度之粗型。在巴比仑的手工业上，明白的证示了有一种学徒制度的存在。至巴比仑的国外贸易，大抵是由驴车越境进行，其主要的交易国，为叙利亚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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