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散论》：
在危机引发的激烈批评与反对中，不同社会群体都参与其中，政治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在发生变化。在众多不同的批评声中，政治精英需要了解甚至迎合他们选民的感受，并借助民众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民众则需通过精英来满足他们的诉求。可以说，在危机中，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直接推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美国的民主”正在发生变化。
实际上，在19世纪初，这些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依然缺乏话语权。在国会，共和党成员往往对于总统的党派候选人具有决定地位。同时，因为当时共和党在全国的主导作用，所以一旦共和党核心小组选出候选人，那么基本上这位候选人就能够在19世纪初当选美国总统。可见，共和党内精英对于国家政局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民众几乎无法通过选票影响到政局走向。
另外，在各州，地方精英也控制州议员候选人的选举。在选举中，民众的影响力极弱，候选人的个人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地位往往是选举的决定因素。一些地方官员在议会中掌握重要权力，他们决定如何分配任免权，控制土地获得资格、银行特许状以及建立商业公司的特权，甚至直接控制议会选举。当然，在决定过程中这些官员内部会有一些争论，但往往在投票前，他们已经达成妥协，避免由公共投票产生结果。虽然各州在不同程度上都保护公民的选举权，但是各州的选举权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在南卡罗来纳，民主选举只允许选举拥有500英亩或1000英镑个人财产的人做议员。在一些地区，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的力量更是联合在一起。比如在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在纽约市商业精英的帮助下，赢得选举，获得市长职位，成为政界与东北部商业精英的领袖。在执政期间，他运用州权力为某些商业利益服务。
在19世纪10年代，托马斯·杰斐逊曾坦言，美国已经背离了共和主义原则。他认为，共和党以银行机构和其他商业公司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贵族制的单一政府”。他相信，这些人很快就会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的政府比期望的更不像是共和主义”。在此之前，杰斐逊一直认为，精英应该作为国家政治的领导者。而19世纪10年代的政治生活使杰斐逊意识到，广泛的选举权与选举活动并不能保证共和制，精英虽然熟知共和主义，但却利用共和主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提出，只有每位社会成员“通过他选举的代表”表达他的关注，发出平等的声音，政府才是真正的共和制。他倡导改革，提议乡村自治，实施“初级的共和制”，每个地方选举出一位法官与治安官，每个地方都负责建立自己的学校与济贫所。他支持民众的反叛，认为“人民天生的良好感觉与警觉性”会支持他们展开行动。
正如杰斐逊所言，1819年的危机使人们开始全面质疑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些通过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经济特权的人受到广泛敌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政策存在不平等。同时，一些政治精英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只有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才能赢得人民支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在19世纪初，联邦党在政坛逐渐销声匿迹，共和党内部则出现不同派别。各种派别之间形成政治竞争，在斗争中，一些派别依靠的就是反精英主义力量，联合那些对“特权”不满的农民、有民主思想的工人与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在19世纪2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这种趋势体现得非常明显。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8年的总统竞选中，运用各种方式，努力赢得民众支持。杰克逊号召“改革”，防止政府腐败，提倡有限政府，发展经济，支持各州的道路与运河建设，维护州权。他为了赢得竞选，拜访国会代表，接受访问，并在报刊上刊登他撰写的文章。在南方、西部以及大西洋中部各州，他获得大多数人支持。在他的主导下，他的阵营在地方和州都建立各种竞选委员会，引导和协助竞选活动。这些委员会组织游行、集会、烧烤、阅兵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展开竞选活动。另外，从新英格兰地区到路易斯安那，杰克逊阵营还在各地建立报刊。比如在北卡罗来纳，1827年中期就建立了9家报刊。在每个州，杰克逊阵营都安排一家报刊专门发布官方消息。总之，杰克逊通过各种方式，与普通选民交流联络。
当然，并非所有政治精英都愿意吸引并迎合选民。杰克逊的竞争者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竞选中就很少主动参与吸引选民投票的活动。他鄙视杰克逊联合民众的行动，甚至厌恶自己被视为属于一个党派，仍然坚信政府应由最有能力且有学识的精英来管理，相信精英具有美德，受过良好教育，能够克服各种分歧与差异。还有一些精英则完全敌视民众的批评。曾任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将民众的反对比作“道德大瘟疫”，认为整个国家都被“瘟疫”感染了，在最低劣下等的人的煽动下，穷人会掠夺富人，国家会陷入混乱。然而，这些政治精英的“精英主义”立场已经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1819年危机后，在“精英主义”与“民众主义”的较量中，“民众主义”路线显然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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