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所出之论，亦皆是恐吓之语，皇帝之官府办事，只有好斗气，相争而小胆。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一千合用，余皆下等聚集之辈。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周围有窗，在海岸远望，亦是破坏，炮架亦不能转动，却似蜂巢。其师船之样。若得我等或米利坚之私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王谕国矣！ 报纸之论调，轻侮中国，无以复加，其一部分固国内之实情。据裕谦奏疏，民间先已传抄外国报纸上之信息，此殆出于英人之口吻。裕谦主战，其言英船，宽有三四五丈不等，长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较国内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固信而有征。广州封锁之后，懿律统率军舰来浙，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防，乃奉行本国北上之训令，而以交涉于广东，无所进步也。七月四日，舰队驶达舟山群岛，要求定海镇将张朝发献炮，不得，进攻，城陷，知县姚怀祥自杀。英国之用兵，作为交涉之胁迫，主旨仍在议和。七月二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巴麦尊译文公函，请求长官转递朝廷，守将拒之，英船遂去。闽浙总督邓廷桢夸张战胜，上奏道光，且日：“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英船于浙，则托鄞船投递公函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抚以其居心叵测，奏称即将原书掷还，英人言其抄录译文，始行退还。其时沿海要港，有英舰巡查，禁止船只出人。八月，英使坐舰驶人渤海，进逼北河，要求长官派员接收照会，直隶总督琦善约其于十八日听候回信，将其奏报朝廷，道光许其接收，十五日，遣人往收公函。其辞甚长，略称中国初不实行禁烟，官吏私受规礼，包庇贩买，忽而嚇勒缴烟。
函中要求凡五，一给偿货价，二昭雪亵渎，平等待遇，三割让岛地，四清还商欠，五赔偿费用，其细目则向专使议商。琦善复称林则徐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冤抑可代昭雪，于其要求，初则婉辞拒绝，无如直隶海防毫无预备，乃奏英夷愧悔，道光谕以羁縻之法应之。三十日，琦善接见义律，懿律则未上岸，义律出全权证书，提出要求，欲琦善承认，否则开仗，封锁北河。琦善以“天津切近京畿，盐漕铜船出入，边衅一开，则殊危险”，迫而让步。义律对于烟费，必欲中国赔偿，而上谕不可，义律仍不让步，再言烟费不已，琦善答以隐约之辞，谓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必有满意之解决，最后议决“即以所言为定，俟到粤再行商议，条件未妥之前，不能撤兵”。九月，英舰南下。
定海陷后，朝廷始知局势之严重，上谕将浙抚乌尔恭额交部议罪，谓其事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以致该夷船驶至定海县，纵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扰，提督亦受处分。初，林则徐奏称夷船或至天津，皇帝下谕琦善断不能据情转奏，渐乃听信传言，怀疑林则徐致寇。七月，下谕两江总督伊里布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其使命盖防英人，而说者疑其访查林则徐构衅之由。及英舰抵于北河，琦善洞悉英夷船坚炮利，而中国炮为旧炮，不足防守，主张抚议，先言英人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继称停止英人商业，其货变色，赔累不支，遂铤而走险，现有愧悔之心，后向人言，“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御史高人鉴奏语）。道光初禁转达夷情，忽而谕其接收公函，更下诏日：“著该督随机应变，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总期办理妥善，毋负责任。”其改变政策者，殆以英人诉冤，朝廷秉公办理，即可无事，战事持久，沿海各省均须设防，调兵遣将，所费不赀。林则徐在粤，于英舰封港，捕去出口之船只，除奏疏表示愤闷外，别无办法。伊里布抵浙，首言浙江江南之水师单薄，闽粤之水师较强，迭请调之入浙。朝廷以其顾此失彼，均不之许。朝廷既主和议，八月，林则徐奏报烟禁，朱批日：“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孥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此后凡其奏章，均有朱批驳斥。十月，林氏奏称英夷不能持久，烟禁必当维持，不可羁縻，中有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帝于其旁批日：“汝云英商试其恫喝，是汝亦敢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奏云：“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又于其旁批日：“一片胡言”。其时琦善已授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林则徐、邓廷桢均奉旨革职，诏曰：“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弈，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縻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对于转递公文，道光则欲臣下转奏，使其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疆吏裕谦奏称不敢代奏夷书，朱批斥其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致偾事。
乌尔恭额以未递夷书，奉旨孥问办罪。伊里布于浙，诱捕英人，上奏其事，朱批日：“豺狼之性，岂肯甘心受亏，如有周章棘手之处，联有所问矣！”伊里布始知朝旨，旋奏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朱批则日：“甚合机宜，不负任使，可嘉之至。”帝望和甚殷，不幸中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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