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实与求是（颜李文化研究及其他）》：
在中国，系统地讨论人性及其善恶，较早见于战国时期。这应是人类对自己类本质的一种探索，可视为人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其时，孟轲认为人性皆善，主张性善论。荀况则极力驳斥性善论，认为人性皆恶，主张性恶论。另有告子等人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之别，但因告子等人无专著传世，故而影响较小，后人只能通过《孟子》等书间接了解他们的观点。
到汉代，性善论和性恶论基本都被放弃，董仲舒主性三品说，扬雄主善恶混，王充主有善有恶。唐代韩愈原性，基本同三品之说。到宋代，则出现了理学家的天理性善、气质性恶之说，同时也有苏东坡等无善无恶之说。
是后理学一直在学界占主导地位，故程、朱之说一直延至清初，到颜元，他才一扫前说，力主性善论。
对上述史实稍作分析，便可看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无论是主善主恶，皆可畅所欲言。原因是该时期天子失位，权力下移，诸侯忙于征战，统治者无法也无暇对知识分子进行言论限制，所以那时争鸣的百家，多能尽情抒意，较少忌讳，主善主恶，只要有据成理，即能成一家之言，故性善论、性恶论、无善无恶论均能问世。
秦统治者专制而又偏于务实，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容百家，不尚空言．且其一统又为时不长，故其时较少这方面的议论。
自西汉始，中国封建制度基本定型，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其中央政权业已稳固，知识分子的言论便开始不自由起来，这有司马迁、董仲舒等皆曾下狱可以为证。司马迁崇尚黄老，写史不避当今，其下狱尚可理解，表面上虽因于李陵之论，实际为什么只有汉武帝最清楚，明眼人也不难看出。而董仲舒忠心侍主，极力配合汉武帝的极权主义而提倡文化专制主义，却也因言而下狱，可见当时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故董仲舒既不讲性善，也不讲性恶，而提出了性之三品说。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延续到宋、明、清，历时千余年，其间有扬雄之善恶混，有苏轼的无善恶，有程、朱的天理性善、气质性恶，而唯无一人敢以纯善或纯恶言人性。因为如果说人性纯是一善，那天子与庶人何以区别？如果说人性皆恶，那岂不是说天子亦有恶？故汉后，有“性三品”说，有“无善恶”说，有“善恶混”说，独少纯善纯恶之说，其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除那些违心的或唯心的所谓大师们的心性学说不太值得我们探讨外，像苟子的性恶论和颜元的性善论，其结论截然相反，又何以为是呢？
的确，颜元和荀况，都是极具唯物色彩的教育家、哲学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看来好像不可思议，其实是善恶异趣，却殊途同归。其原因是他二人对人性及其善恶的本义理解迥异。前文已讲，颜元所理解的人性，是指人物质形体所具之机能，而这种机能是能够对外物产生作用的，这种功效之源就是颜元所谓的善。而苟况在《性恶篇》所谓的人性，指的是人的好货利好声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欲望。这些欲望如无节制，则必导致争斗而伤及仁、义、礼、孝、慈等，这就是所谓的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多不作恶反而为善，荀况认为这善是“伪”即人为的结果，是管理教育的结果。所以人性本恶，要想使人向善，就需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管束和教育使其明是非、懂礼义、守法纪，久而久之，由行为而形成习惯，由习惯而形成自然，即形成所谓的善性。正因为人之性本然是恶的，所以社会离不开法纪、礼义、教育等。因为人性都是恶的，其善是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都可以为尧舜了。所以我们说颜元与荀况，他们的人性理论是善恶异趣，而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颜元力倡人性纯是一善，其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对人性本身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其次，他的心性学说中，已含有现代心理学的萌芽。再次，他从性善论导出了朴素的平等观念。最后，他的性善论为其朴素民主观念奠定了基础。其实，这正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思想理论界的反映。有人说，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委实不错，所有进步的的哲学家，其思想都应蕴含着那个时代的先进性。颜元就是那个时代的进步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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