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得到硕士学位后，决定不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而是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这个选择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有原因的。
我本科读的是云南省师范学院史地系，1980年毕业后留校，1984年考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这个班有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民族学，另一个是东南亚历史。我读的是东南亚史，却对民族学感兴趣。院领导杜玉亭老师来讲课的时候，我也去听。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到昆明附近安宁的几个大花苗村寨做田野调查。那段时间，社科院请来两位法国人类学家，一个叫孔多米纳斯，另一个叫勒穆瓦。勒穆瓦长期住在老挝，研究苗族和瑶族，会讲流利的苗话和瑶话。他到云南来调查，社科院便让我选点并陪同。我带他到安宁草铺的新村和水井湾去了两三天，这期间他让我买了一个大笔记本，教我怎么做村寨平面图和家族的调查。此后，我虽然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文化人类学训练，但因勒穆瓦的指引，找到了自我学习的方向。社科院图书馆有一些中国台湾“中研院”出版的田野考察报告和几部英文版的人类学著作，我都找来研读，仿照其中的模式，设计自己的调查方案。两年里，我学习了简单的苗语和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创制的苗文，和两个村的老人合作，绘出了完整的家族谱系和迁徙图。这些训练，使我得以掌握基本的调查技巧，为以后开展更深入的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社科院研究生班毕业，我实际写了两篇毕业论文，一篇是《清代中泰大米贸易》，另一篇是《宁村苗族的祖先祭祀与亲族结构》。①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吕范老师本来希望我到该所工作，但我一方面痴迷于民族学，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做东南亚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只能抄外国人的东西。而研究苗族，我已经有厚厚的一本调查笔记和初步的调查经验，对于如何往下走，感到胸有成竹，于是找了谢本书老师，顺利地进了历史研究所。
80年代，谢本书老师率先闯进云南军阀史研究的禁区，进而打开了云南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我进历史研究所的时候，所里的人在谢老师的引导下，大多在做云南近现代历史研究。我和四川大学毕业的段玉明却另有爱好，他偏向宗教文化，我偏向民族文化。谢老师和之后接任所长的荆德新老师并未干预我们的兴趣，而是放手让我们自由发展，我们就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逐渐开拓出新的天地。当时先后进入省社科院的有一大批云南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毕业生，大家受到思想解放风潮的影响，突破原有专业的约束，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化问题。记得民族文学所的郑凡写的第一本著作《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被列入《走向未来丛书》，成为我们做学问的风向标。受这种风气的感染，我从1989年起转向关注更大的文化议题。我在院图书馆发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的一本小书《美术·神话与祭祀》②，于是很快翻译出来，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附有张先生专为这个中文版写的后记，其中有两个要点，给了我极为关键的启示。
其一，人类文明从野蛮到现代的演变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为起点，通过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可称之为“断裂式的文明”；另一种是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动力，主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而形成，可称之为“连续性的文明”。前者是苏美尔——西方式的文明，后者是玛雅——中国式的文明。张光直先生的这个论点，将启发我去探讨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即张先生所说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
其二，今天我们所遵循的历史观，都是以西方文明在近现代的宏大扩张为基点，它并不能全面阐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随着人们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今天，我们有可能直接依据中国的原始材料，为社会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概括将会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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