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旗传薪：我是红色基因传承人》：
作为一名新上大学子，我最感恩的是邓中夏先生，因为他是上海大学办学正规化的奠基人。邓先生上过私塾，并且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在李大钊同志的熏陶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先进的思想带到了上海大学。他制定了《上海大学章程》，出色地处理和完成了大量的行政工作，还关心和帮助了许多青年学生，为革命培养了年轻的人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自知敌人会加害于他，就给党中央留下了遗书：“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他生得浪漫，死得雄壮，为党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在这本书中，我还看到了很特别的两兄弟，他们之间不仅有着亲情，更有着真挚的革命友情，他们就是瞿秋白、瞿景白兄弟。瞿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自幼跟着母亲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并且在哥哥的影响下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头叫喊口号，鼓励同学们前进：“同学们，前进呵！”“同学们，勇敢些，前进呵！”在五卅惨案后，他不幸被捕，但他在面对会审官的刁难时，表现得不卑不亢、敢于斗争，展现了新青年血气方刚的精神面貌。无论是在捕房内，还是在荷枪实弹的列强面前，瞿景白都表现出了中国学生的无惧无畏。这同他在租界会审的审判中表现出的机智勇敢是一致的。与瞿景白同志的热血不同，瞿秋白同志主要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当时上海大学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二是形成新文艺的系统。同时，他也依据这一设想为上大规划了未来发展的蓝图。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大学主要担任教务长一职，他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开设讲座教育教职员和学生，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他还热情地参加学校的日常活动。他一边任教，一边参与革命，对抗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他被敌人迫害的那一幕尤为悲壮。试想一下，一个七尺男儿，高唱着《国际歌》坦然走向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盘腿而坐，从容就义。那场景代表着正义，也代表了千千万万为革命英勇就义的英烈们，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向他们学习，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除了在上海大学工作的教授，学生中也有为革命奋斗的佼佼者。其中，坚持以笔为枪的学生斗士崔小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学校时就整理瞿秋白、萧楚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稿，同时他也是学生中的笔杆子，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他多次被反动派搜捕，甚至被抓进监狱，但这些都没能阻挡他打击反动势力的决心，他随后还参加了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我看到他的事迹时，我就联想到了如今的我们。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正是有满腔热血的时候，正是能为祖国贡献自己青春的时候，不应该再做与世无争的“佛系”青年，而应该积极上进，向先辈学习。只要每个人都能发出点点星火，终能形成燎原之势。我们很幸运，享受着先辈辛苦打拼积攒下的红利，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也许会彷徨，也许会迷茫，但当我们真正为时代发声，为梦想拼搏时，我们就是奔涌的“后浪”，就是追随前辈脚步的“后浪”。
青年时的马凌山先生也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学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编写了一本《孙中山先生年谱》，里面提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不仅仅是将这句话刊登在杂志上，更是用心记住了这句话，并用实际行动践行他的志向。他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教诲。在社团活动方面，他作为新一届社务委员会的委员，积极为《新群》撰稿，宣传革命思想。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以此来抨击帝国主义反动派，他也因此被称作上海大学学生中的“笔杆子”。他也许是平凡的，却不是平庸的，他也许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学生，却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是由于他坚定的意志和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反观我自己，我发现自己应当抓住一切可以学习、提升自己的机会，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些课时更要认真，不断提高自己思想的深度和思维的宽度，并且用先辈的事迹不断激励自己，让自己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这本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烈士。比如牺牲在武昌城下的北伐英雄曹渊同志，他先前由于参与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进入上海大学成为一名旁听生并考入黄埔军校。他在武昌城下发誓要与敌人决一死战，最后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武昌城下。还有“我生自有用，且将头颅击长空”的王环心同志。他家原本是地主家庭，但他很早就摒弃了这一阶级属性，接受新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经过实际的锻炼后，他出版书籍和诗集，担任学生会重要职务。在敌人要求他写自省书时，他挥笔写下了“我生自有用，且将头颅击长空”的豪迈诗句，他遇难时年仅26岁。这些英雄都有着无比感人的事迹，也有着一往无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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