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副教授、副主任中医师。 发表《癌毒病机理论探讨》、《周仲瑛教授“癌毒”学术思想探析》、《基于癌毒病机理论的中医肿瘤临床辨治体系探讨》等学术论文70余篇、SCI收录论文13篇；参编《周仲瑛临床经验精粹》、《从瘀热论治内科难治病》、《中医内科杂病证治精义》等著作3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肿瘤微环境的癌毒病机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基于癌毒病机理论的消癌解毒方干预炎癌转化的分子机制研究”2项、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以第一完成人主持科研项目“癌毒病机理论及其应用基础研究”获江苏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医肿瘤癌毒病机理论体系创建与应用”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批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医验方评价与转化重点研究室、江苏省抗肿瘤验方研究与产业化工程实验室。

　　《针药结合学》：
　　中医药学一直遵循一种开放的科学范式，所有的新知识均可以在旧的知识框架内，以丰富原有概念内涵的形式不断发展。例如，归经理论，首先是腧穴归经，然后发展出药物归经，当代又发展出方剂归经、西药归经等概念，有研究还提出“基于超分子化学的中药归经”的观点，认为“作为天然超分子‘印迹模板’聚集体的中药，进入人体后，必然寻找到与自身‘印迹模板’相吻合的人体经络脏腑的超分子主体发生自识别、自组织、自组装与自复制作用，从而产生针对经络脏腑的特异性药效，宏观上表现出中药归经现象”“中药归经是揭示自然界生物体主客体大小分子按‘印迹模板’相互交流的普遍规律，是阐明中医药理论物质基础的第一道屏障，是实现中医药基础理论现代化的突破口”。这种研究模式的着重点在于将基于现代生物学方法研究的中医药学相关知识纳入中医传统知识体系，不是将中医药仅仅作为现代实验研究的对象，用现代方法解释中医药知识，而是将中医药学传统知识作为现代研究的目标。然而，这种研究也面临困境：传统中医药诸多底层概念，如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等概念缺少现代生物学的具体定义，可能缺少基础科学方面的说服力。
　　第三类是基于生物医学、药学模式的研究策略。由于生物医学模式是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主流，目前的针药结合研究更多的是将针灸、中药作为如西药一样的对象，观察针灸效应、药物效应、针药结合的效应差异及可能的机制。主要从三个角度开展研究：一是针对药物作用的特定环节或现象开展研究。如抑郁症的治疗，SSRls类抗抑郁药物治疗本病时一般需两周以后才能起效，有研究发现，针刺结合氟西汀可以在一周内起效，即“针药结合快速起效”，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现象的机制，观察到这一现象与电针调节中枢β-内啡肽相关；二是选择针灸治疗有效的“症状”解决药物副作用的相同“症状”，如罗格列酮作为胰岛素增敏剂在治疗2型糖尿病时会产生体重增加这一副作用，针灸可以减重，那么，针刺能否减少药物引起的体重增加？研究发现针刺可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服用罗格列酮所致的体重增加，其机制可能是通过直接调节中枢摄食相关的PPAR1和瘦素-Stat3信号通路；三是研究针灸与药物作用机制的差异，为发挥针药结合协同作用提供依据和线索。研究表明，电针可以通过产生内源性阿片肽、调节μ阿片受体基因（OPRM1）表达来参与镇痛；镇痛中药有效成分多甲氧基黄酮（提取于柑橘属的药材）可作为一类阿片类制剂发挥镇痛效应，此过程依赖ERK1/2通路和c-Fos来实现胞外信号向胞内以至于核内的传导，但对OPRM1并无影响，研究者认为，这一结论提示了电针和中药镇痛机制的异同，为运用电针解决u阿片类药物镇痛的副作用提供了新的靶点。这种研究策略的研究结果容易被当代主流研究接受，但缺少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可能，只能在当代生物医学的框架下解释，中医药的特色将不复存在。
　　针药结合理论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知识的整合，导论中已经提出针药结合应用及其研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增效原则、协同原则、量效原则、时空原则，这是基于目前认识中针药结合效应的主要特征提出的，阐述清楚针药结合的这些效应特征的机制是构建针药结合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结合上述现状，我们认为针药结合理论研究的主要策略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借鉴当代生物大数据研究中的数学建模策略，全面梳理中医药学经典文献中、现代针药结合临床与机制研究中，腧穴、中药及其结合运用的数据，构建针药结合理论的数学模型，以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针药结合的规律性，这可称为“守正”研究策略，这一策略不是为了论证传统理论的合理性，而是基于传统理论和当代实践拓展传统理论，不是在传统理论的范式下丰富内涵，而是形成新的理论范式，使传统理论及其新发展在当代科学语境下能够被表达、理解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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