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迈文集/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
威尔逊在世界大战中“使民治主义在世界上安全”的口号是有两方面的：他希望欧洲以至世界的国家都推翻专制暴政而建立民治的政府；他同时希望这些民治国家要按民治的原则联系起来组织一个维持永久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威尔逊的理想境界是一个完全民治主义的世界。
在一九一九年的左右，威尔逊的世界观是颇有成为事实的可能的。虽然在巴黎和会里他对于违反他的理想的主张有相当的让步，但是国际联盟毕竟是组织起来了；虽然帝俄的倾覆所造成的，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但是共产主义的国际革命理想，经过数度的尝试，终归是失败了，在德，在奥，在匈所建造起来的仍旧是民治主义化的政制。虽然威尔逊本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民治主义的重要壁垒，终久是要捐除偏见而与世界的一切民治国家联合起来的。世界大战胜利的国家，不是统一集中的专制政府而是民治的政府。世界大战的胜负是民治和专制的胜负。无怪乎迷信民治主义的人，在那个时候，是踌躇满志，极端乐观的。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乐观的景象便烟消云散了。在一九二二年的冬间，意大利的自由民治政府倾圮了，而让渡给一个法西斯的独裁。翌年的春间，西班牙的自由民治政府的政权被一个武人抢夺去了。接二连三的，极端理论化的民治政治一一的倒塌下来，代之而兴的是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治。这些独裁政治蹂躏人民的自由，摧残议会的机构，践踏神圣的宪法，它们造成了不负责任的政府。
又曾几何时，国际联盟的机构在处理国际间的纠纷，次第的暴露其软弱的特质。一个独裁国家公开地占领了别一个国家的岛屿，开炮轰击而伤害别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便是著名的哥府（Corfu）事件，主其事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国际联盟在创设之初，居然能和平地解决若干的国际争执；但那些争执牵涉的都是些弱小的国家。现在国联遭遇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欺凌一个弱小的希腊，国联的机构开始暴露了它的弱点。正在国联庆祝它的十二生辰的那一年，一个蛮横强悍的国家把它的军队派遣到一个邻国，用暴力占领了邻国的土地。被侵略的那一个国家向国联去请求救济，但是强国的军队依然占领着邻国的土地，国联发出一次息战的劝告之后，强国便多占一块土地，终于兼并了领国的四省而威胁到全国。这便是与我们有切肤之痛的东北的丧失。又过了三年，一个国联会员国的法西斯国家派遣举国的军队进侵另外一个国联会员国，那个被侵略的国联会员国，一方面全国动员誓死作战，写成一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一方面则根据《国联盟约》对于会员国的保障的条款，大声呼吁，请国联去制裁它所受到的侵略。这一次国联大胆了些，居然引用了盟约第十六条的一部分，施用了经济的制裁。这次盟约制裁条款的施用，在国联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的创举；它引起了一切崇信国联的人士极度的乐观。但是待到经济制裁要施用到煤油的时候，许多国家便受资本家的怂恿而不肯禁止煤油输运；等到经济制裁显然不能遏止侵略的时候，各国更无心作进一步的制裁而施用盟约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军事制裁。这样意大利鲸吞了亚比西尼亚，建造成第二个罗马帝国。
国联的失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威风，嗾使另外一个法西斯国家敢于励行其所谓“勇猛的外交”，把国际条约一条一条撕毁扯碎，怒目瞪着整个世界而世界竟把它无可如何。希特拉的“纳粹主义”外交，一反斯崔斯曼的“履行政策”。他了然于履行条约实不足以使德国解除其层层的束缚，所以祈求德国的复兴惟有冲破战后和平的机构。希特拉把《凡尔赛条约》撕毁了，把《罗加诺条约》扯碎了；他领导着德国退出了国联，退出了裁军会议。这样国联便失却了它的意义，世界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和平机构试验似乎又归失败了。
威尔逊的民治主义有两方面，前已言之。在独裁政治普遍兴起，在国际联盟日趋没落的时候，当然便是民治主义在世界上最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处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关头，不只是纯从学术眼光，就是从实际政治眼光来看，自然有将国内的及国际的民治主义重新加以一番探讨的必要。我们要祈求明了为什么独裁政治在欧战之后，在许多国家里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起来：同时也要试行解释国联为什么急剧地陷入没落的境地；为什么现代的独裁政治对于一般人民有这种重要的引诱性；为什么民治政制这样容易便被墨索里尼，希特拉等人践踏推翻；为什么国联所代表的国际民治主义如此的脆弱，这样容易便被野心的国家破坏摧残。这样的去考求究问，不是提议一种根基牢固的国内或国际政制，而是研讨国内的及国际的民治主义失败失效的主要原因：我们不是在开药方而是在诊断病理。如果对症下药是医学上的不易格言，这种诊断自然也是诊治的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国内及国际民治主义，同是出发于一式一样的根本原则；民治主义的根本原则有了毛病，所以民治主义国内的国际的双方面均陷于没落。国内的民治主义与国际的民治主义既然都是民治主义，共同具有相类的原则，原则若果有了缺憾，其表现的两方面当然同时趋于破产。这个假设的证明是本文的主旨；我们认为民治主义的原则需要一番新的估价。国内的及国际的民治主义既是一种主义的两个方面，我们不妨分开来讲。（关于国内民治主义，我曾写过两篇观点不大相同的文字，其一题曰《民治主义的没落》，载《东方杂志》，廿五年秋季号；其二题曰《独裁政治的兴起》，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二卷二期，有许多那里发挥过之点，此处从略。其实本文注重民治主义的国际方面，亦可目为对于民治主义的另外一个观点。）
民治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单位的自由。在国内民治主义的原则下，一个政治社会根本的基石是自由的保障。因为民治主义勃兴之时正是资本经济发达之日，而资本经济的根本社会组织单位又是个人，所以自由的享有者享受者便也是个人。在这种民治主义之下，个人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以自由竞争为原则，去发展其个人的事业。在这种社会思想支配之下，政府应行采取极端放任政策；透澈言之，政府虽然存在，但实质者应该是等于没有政府。民治主义与放任主义实在是表里相依的。这一点是晚近论民治主义者所早已详言的，毋待详细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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