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研究文集》：
喻昌生于明末清初，处于明清朝代更迭的混乱时期。喻昌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曾于明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后因仕途不畅遂削发为僧，转投佛门。佛门中的喻昌除了诵读佛理之外还研究各家医典，特别是《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在博览医书之后，年过半百的喻昌蓄发还俗，开始了游历和悬壶济世的生活，因其医术精湛深受百姓之喜爱。
《医门法律》成书于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时值清军人关之初，本就已是生灵涂炭的战争时期，然有医者有“术之不明”“问非所问，谀佞其间”“伪者售，圆滑者售”等以医敛财的不正之风，喻昌欲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遂著《医门法律》一书，其内包含了多种疾病的治疗法则，为解医者的“术之不明”；亦阐述了医者的行为规范，为肃清医者队伍“谀佞”“伪者”“圆滑者”的不正风气。“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其分别疑似，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谬，使临证者不敢轻尝。其抉摘瑕疵，并使执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依违迁延致变者，皆无所遁其情状，亦可谓思患预防，深得利人之术者矣。”其内的医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医立律化用佛门戒律为医门之律是喻昌医德思想在《医门法律》中的一项重要体现。喻昌对于当时医生的不正医风深为不耻，遂提出“以佛门戒律为医门立律”的思想：“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三藏教典，仪律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净，无戒可言，而道成矣。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喻昌认为，佛门通过戒律能规范僧侣的行为思想，故也应为医门立律约束医者的行为，有利于形成医者的道德自觉，产生善念因而行善。
2.规范诊疗喻昌在《医门法律》中突破了以往医家对医德的论述模式，改变华而不实的单纯理论说教，通过结合临床实践，创造性地把医德的规法融入诊疗规范中。其以“医者笃于情”的思想规范“医患沟通”；以“不精则杀人”的思想规范“遣方用药”，进行规范的诊疗操作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使施治无误。诊疗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并具有避免风险的价值。在具体的临证中，喻昌透过“论、方、律”三个方面规范“遣方用药”，承“医为人之司命”的重任，减少临床失误。
3.医者笃于情喻昌是中国首位提出“医者笃于情”思想观点的医者。秉着“医者仁术”的目的，喻昌认为行医要对患者怀有深厚的感情及同情心，即“笃于情”的思想，其中他特别强调“视人犹己”“作风正派”两点。首先，“视人犹己”即是将患者当作自身，对其所苦进行详尽的询问，关心体恤患者并根据病况给予施治，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崇高目的，“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另外，“作风正派”指医者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职责，事关生死，医者应有恻隐之心，不可孜孜汲汲、唯利是图、圆滑谄媚以及学不成、业不精而胡乱行医，“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
4.博学精医“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治其约”，喻昌主张医者要博览医典并善于变通，不能徒执常法、徒执方书、徒执家传。并且，治病救人是医者职责所在，必然要求医者医术之精湛，因此博学是精医的基础，精医是为医之职责所在。“博学”强调医者应保持求知之心，摒弃门户之见，故能“采折众议，以资论治之权变”。“精医”主要体现在对疾病的辨证论治原则上，是医生的从医之德，更是历代医家用以要求自己的医德规范之一，辨证正确才能施治无误，实乃“医家第一要务”。
5.当为自讼之医自讼之医便是要求医者要时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视，“凡治病，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医之过也”。医者行医过程当遵守医道，注重疾病的治疗规范，已然具备西方标准化的治疗模式雏形，有利于在临床实践中减少医者的治疗失误，更好地治病救人。喻昌在《医门法律》中将医家诊治过程中容易犯的过失和疏漏之处以医家“戒律”的形式加以强调，提出“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他认为若医者能做到自讼，则医门之律方能起效，医门之法方能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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