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逻辑基础——科研范式转型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受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和科学域内在固有发展逻辑的双重驱动，人类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科技革命。当前，科研范式正在经历着两个维度的重大转型和深刻变革：一个维度是知识生产范式从模式 1到模式 2再到模式 3转型；另一个维度是从闭合式科学向开放科学转型。当今世界，全球知识经济向纵深发展，创新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发展是当今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内外双重逻辑驱动下，创新范式不断演化，由传统线性创新范式逐渐演化为以“三重螺旋”“四重螺旋”“五重螺旋”为典型模式的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创新范式不断演化为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适应性情境。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科技创新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大挑战问题，以传统线性创新范式引领的且以单一学科、单一部门、单一共同体为中心的模式 1知识生产范式显得无能为力，模式 2和模式 3知识生产范式开始兴起，当代知识生产范式正从模式 1向模式 2和模式 3转型。
在知识生产范式重大转型中，随着知识产出速度、数量和质量的不断变化，科学域的开放度日趋增大，科学范式另一维度的转型开始出现，正由传统的闭合式科学走向开放科学。在伽利略时期，科学家不得不运用“换位符号”（anagrams）来规避科学上的宗教审判，随后科学家运用“信件”（letter）在学者同行之间传播其生成的知识。 1665年《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创刊后，科学家开始通过科学期刊表达其学术思想。在过去一个世纪，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科学事实：科学期刊爆炸式发展的同时，知识传播速度却日益减慢。在一些学科领域，繁杂的闭合式同行评审过程导致从作者投稿到*终发表需要几年的漫长时间。信息技术支撑的投稿和评审查询平台并没有从根本上缩短评审时间，评审专家仍是论文发表周期过长的重要瓶颈。对此，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通过开放获取期刊、共享科研数据或公众参与科研过程等方式推动科学域向社会开放，以*大限度地消除科学生产和传播的时空限制，开放科学作为一种新型科学范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西方著名学者尼尔森（ Nielsen M）认为，开放科学是指“各种形式的科学知识在科学发现过程初期实现其开放共享的理念和范式，它主要包括开放数据、开放方法、开放获取、开放同行评审、开放资源等维度” ①。因此，在高端信息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高技术时代，科学域正经历一场新的动态深度变革过程，科研协同方式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科研论文合作率不断上升，大量在线科学工具和开放获取科学资源日渐膨胀，世界科学域正在进入开放协同的新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基础研究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并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大学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一轮科研范式转型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大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纲领。
第一节 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模式 1—模式 2—模式 3
一、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适应性情境
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知识生产作为创新情境中的重要基础性科研活动，创新范式的持续转型为知识生产转型提供了适应性情境，主要表现在其行为主体的持续拓展，即由学术界或大学（“一重螺旋”）到大学（学术界）-政府（“二重螺旋”），再到大学（学术界） -政府-产业（“三重螺旋”），*后到当代的大学（学术界） -政府-产业-公民社会（“四重螺旋”）转型。从创新范式及其内在权力关系的逻辑演化过程来看，创新范式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线性创新模式向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根本转型。 1945年，被誉为美国“科技政策之父”的布什（ Bush V）在其著名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从科学研究层面对创新范式进行了逻辑表述：大学主要开展由政府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然后通过溢出原理将大学基础研究扩散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后经济发展体和企业将大学组织生成的部分具有潜在转化价值的基础研究转移到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阶段，进而创造商业化产品和服务，获得经济收益。①这是一种典型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实验开发和商业化的单向线性创新范式，在这一范式中，大学是创新的发源地，与外界部门存在一种线性输送的逻辑关系。
在创新范式演化中，随着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非线性创新范式特别是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开始兴起，导致传统线性创新模式在理论上陷入“终结”的困境。在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中，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利益相关组织和部门成为创新主体，这些创新主体以协同方式共同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实验开发，相对于线性创新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的横向协同则要求创新主体充分考虑不同创新的活动过程，即横向过程（ parallel process）。②随着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盛行，虽然在大学组织和机构微观层面上仍存在线性创新模式，但对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运行，大学组织和机构能够在不同阶段参与到由不同线性创新链构成的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网络。其逻辑结果是，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部门能够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研发活动走向横向协同，即线性“先—后”（first-then）的序列关系开始转向“首先 -首先”（first-first）的横向协同关系。在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不同线性创新链或科研链之间的“互涉”和“互育”。对此，华盛顿大学教授卡拉雅尼斯（Carayannis E）提出：线性和非线性创新链的叠合能够共同生成非线性创新系统网络。大学参与应用研究，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就能够为大学、企业以及其他组织 [如大学相关组织、基于媒体和基于文化的公众（ media-based and culture-based public）、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之间的混合网络式协同创新提供可能机会。
卡拉雅尼斯还在大学 -产业-政府“三重螺旋”非线性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 -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基于媒体和基于文化的公众）“四重螺旋”和大学 -产业-政府-公民社会 -自然环境“五重螺旋”创新生态模式。 ①创新的“多重螺旋”模式表达了这种在多边网络和混合组织情境中的互动和互涉机理，代表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在此情境下，大学能够也应该引入企业运行和管理模式，企业能够也应该向学术界开放，这就为创业型大学和“学术公司”（academic firm）创造了适宜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环境。在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 Campbell D）教授看来，学术公司与商业公司是共存共生的，但又有其区别于商业公司的本质属性：商业公司强调利益*大化，而学术公司则强调通过特定社会环境的发展促进学术性知识和创造性知识的生产，并与大学情境保持高度一致。学术公司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组织，也可以是具有某些学术特质 [如支持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或在大学等其他组织进行“跨域就业”（cross-employment）]的商业公司的组成部分或分支。但是，创业型大学和学术公司并不等同。②这种由大学、创业型大学、商业公司和学术公司共同构成的多重互动混合创新集群能够促成“创造性知识环境”。“创造性知识环境”是对人们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创造性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的环境，既可以形成于单一组织，也可以形成于多组织协同体。③因此，线性创新模式向多元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的根本性转型，推动了创新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为知识生产范式走向多方协同的转型提供了适应性逻辑环境。
二、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基本过程
1.从模式 1到模式 2知识生产范式转型
随着社会深刻变革和创新范式的不断演化，作为基础研究的代名词，知识生产范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并大致经历了由模式 1到模式 2再到模式 3的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即由模式 1到模式 2，这次转型以 1994年西方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吉本斯（ Gibbons M）等学者出版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为代表，该书从科学社会学视角探讨了模式 走向模式 2知识生产的重大转变。他们所称的模式 1知识生产是指那些不关涉知识应用的现代大学基础研究，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是根据学科逻辑进行组织和构建的。随着知识社会的深入发展，模式 2知识生产开始兴起，作为现代大学新兴知识范式，模式 2知识生产的范畴超越了模式 1知识生产的范畴，以“应用情境”“跨学科性”“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社会责任和反身性”“质量控制”五条原则为其典型特质，并遵循“模式 2产生于模式 1并与模式 1协同演进”的逻辑规律。 ①具体来讲，模式 2知识生产强调跨学科性、问题中心、应用为本、团队驱动、多元场所、伙伴为本、社会运用、多样化的、反思性和适应性以及非层级性等新特征。
根据吉本斯的科学社会学思想，社会分布式知识生产范式使大学成为众多参与知识生产事业的机构之一，这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大学需要与其他知识生产机构合作共享诸如物质、智能和财政等资源，消除独霸思想；需要持续性地探索与其他知识生产者的合作关系，营造广泛的问题情境，适应问题情境的更变和新的需求；学者要学会适应工作环境中的各种变化，走出自己单一的研究实验室，走向各种机构环境中，学术工作环境要紧随应用环境的改变；机构应该改革传统的晋升机制，在跨学科情境中对学者的绩效进行认证，资助方式应该能够激励学者在应用性环境中创新；本科课程应该适应新的应用问题情境，消除单一学科局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发课程。 ②大学的新使命应该是发现新知识、应用和检验新知识、传播和传授知识、与知识利益者对话。在模式 2知识生产范式下，知识生产不再是一种自容性活动，其方式的转变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中心化过程，而不再是运用大学的科学和产业的技术的旧式分类来加以阐释。模式 2知识生产对高等教育局限于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政策提出质疑。社会分布式知识生产要求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者融为一体，如果说主导层面的知识生产表征为模式 2的话，那么大学需要变成更加疏松性的组织，需要更多的旋转门，以容许学人走出和非学人进入。
在认识论上，模式 1知识生产与大学基础研究的传统认知图景相吻合，而模式 2则更强调社会弥散性知识生产，强调社会不同知识生产场域的整合性。模式 2基础研究直接指向社会问题解决，因此强调科研机构创造的知识类型必然要具有社会经济的实用价值。模式 2知识生产意味着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整个知识谱系置于应用情境，其逻辑结果是：科学发现日益累积，知识日益实用化，通过知识应用促进新知识再生。这就赋予人们对知识范式认知的新空间：从线性和非线性知识创新模式叠合意义上讲，知识应用是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知识应用结果反馈到基础研究，从而支持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知识应用也是“持续创新”（continuous innovation）的关键环节。
与模式 2知识生产相吻合的另一科学范式转型理论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斯托克斯（ Stokes D）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理论，斯托克斯将科学研究全谱系划分为两个维度、四个象限：一是由好奇心驱动的、以认知为基本特性的玻尔象限，这一象限是指传统上所称的“纯基础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二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不需要相关科学理论支撑的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三是在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中引发的基础研究的巴斯德象限；四是系统探索特殊现象研究的皮特森象限。在斯托克斯看来，这四大科学研究象限相互联系和交织，如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是连接纯基础研究和纯应用研究的枢纽。在创新驱动的高级知识经济时代，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正逐渐表现为创新引发的基础研究。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的巴斯德象限的提出，为基础研究发展战略提供了更广域的空间，也为基础研究价值取向走向多元化、组织形式走向多维聚合提供了全新的学理依据。
2.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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