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D. 塞林格（1919—2010）
青年人的精神守望者，传奇的文学隐士。
20岁前，热衷写作和表演，编辑校报，在校剧团反串女角。三进大学，三度退学。
20岁后，开始发表短篇，参加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血战，反间谍，审讯纳粹，解放集中营，获总统嘉奖令和五颗战星。
30岁前后，退伍后战争创伤应激障碍严重，以写作和修禅疗伤。陆续发表《九故事》中的短篇。其中一篇由好莱坞改编入围奥斯卡奖，但塞林格观影后大为光火，之后拒绝任何影视改编。
32岁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用首印稿费买下偏远山乡一处不通水电的老宅。
33岁，搬出纽约公园大道的公寓，隐居乡村，开荒种地，结婚生子。
35到40岁之间创作《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之后未再正式公开发行作品，声称只为自己而写。
91岁逝世。全球读者自发纪念，网络朗诵塞林格作品。

宾馆里住了九十七个来自纽约的广告商，长途电话线总被他们霸占着，五〇七房间的那个姑娘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她要的电话才接通。这段时间她倒也没闲着：读了一篇登在袖珍女性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性：乐园抑或地狱”；把自己的梳子和牙刷洗了一遍；想办法去掉了米色套装裙子上的那块污渍；把她那件萨克斯衬衫上的纽扣挪了地方，然后用镊子拔掉一颗痣上刚冒出的几根汗毛。接线员打进电话的时候，她正坐在窗台上涂指甲油，左手就快涂完了。
她属于那种听到电话铃完全不动声色的女孩。那副样子就好像自从进入发育期之后，她房间里的电话铃就再也没停过。
她拿着小刷子在铃声中涂完小指，沿半月白勾了一道，然后拧上指甲油的盖子，站起身，左手——油还没干——空甩了几下，用干的那只手拿起窗台上一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走到床头柜边上，那是放电话的地方。她在一张单人床上坐下，房间里有两张收拾好的单人床。她拿起电话——这时铃声已经响了第五还是第六次了。
“喂。”她说，左手的手指尽量向外跷着，以免碰到白色的丝质晨袍，她身上只有这件晨袍和一双拖鞋——戒指放在浴室里。
“您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员说道。
“谢谢。”女孩一边说一边在床头柜上腾出地方放烟灰缸。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穆丽尔？是你吗？”
女孩把听筒从耳朵挪开一寸。“是的，妈。你好吗？”她说道。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打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天和前天晚上都想给你打的。但是电话一直都——”
“你没事吧，穆丽尔？”
女孩加大了听筒和耳朵间的角度。“我没事。就是热。今天是佛罗里达最热的一天——”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电话？我担心得要——”
“妈，亲爱的，你别冲我喊。我听得清楚着呢，”女孩说，“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还有一次就是——”
“我跟你爸说来着，你昨晚可能会打电话来，但是他不听，非要——你没事吧，穆丽尔？跟我说实话。”
“我没事。别再问这个了，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女孩说，“你先别激动。他开得很好。我都没想到。”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的——”
“妈，”女孩打断她，“我不是说了嘛，他开得非常好。事实上，一路都没超过五十。”
“他有没有又跟路边的树过不去？”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好，妈。求你了。我要他贴着白线开，他都听懂了，也照做了。他甚至努力不去看路边的树——我能看出来。顺便问一句，爸的车修了吗？”
“还没。他们要收四百，只不过就是——”
“妈，西摩跟爸爸说了，修理费他来付。没必要再——”
“好，再说吧。他到底怎么样——在车上，还有下车以后？”
“挺好的。”女孩说。
“他还管你叫那个吗？那个吓人的——”
“没有。他有新主意了。”
“叫你什么？”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妈？”
“穆丽尔，我想知道。你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一九四八年精神流浪小姐’。”女孩咯咯笑起来。
“这一点也不好笑，穆丽尔。压根儿没什么好笑的。听着吓人。听着叫人难过，真是。我一想起——”
“妈，”女孩打断她，“我问你呀。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的那本书吗？就是——一些德语的诗。我把那书放哪儿了？我绞尽脑汁也——”
“这书在。”
“你确定吗？”女孩说。
“当然。在我这里。在弗莱德的房间里。你把书留在家里，我没地方放——怎么了？他要这书吗？”
“没有。只是他问起我了，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他想知道我读了没有。”
“那是本德语书！”
“是的，亲爱的。这没关系，”女孩说，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他说这书恰巧是本世纪唯一一个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应该买一本英文版的。要么学学德语，他就这么说的。”
“作孽。作孽。听着难过，真是。你爸昨晚说——”
“等等，妈。”女孩说。她走去窗台边拿她的香烟，点了一根，然后回到床边坐下。“妈？”她说，吐出一口烟。
“穆丽尔。你听着，我跟你说。”
“我听着呢。”
“你爸跟斯维特斯奇医生谈了一次。”
“怎么说？”女孩问。
“你爸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至少，你爸是这么告诉我的——你知道你爸的。路边的树。窗户的事。他跟奶奶讲什么她的去世计划。百慕大那些照片，多好的照片啊——一五一十全说了。”
“那又怎么样？”女孩说。
“这样的。首先，医生说军队让他离开医院完全是不负责任——我敢保证他是这么说的。他很肯定地告诉你爸有可能——很有可能，他说——西摩会完全失去自控力。我敢保证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边宾馆里就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女孩说。
“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叫里泽还是什么的。据说很厉害。”
“从来没听说过。”
“反正据说他很厉害。”
“穆丽尔，你别犯傻了。我们都非常担心你。你爸想给你发电报，让你昨晚就回来，事实上——”
“我现在不回去，妈。你别那么紧张。”
“穆丽尔。我发誓，斯维特斯奇医生说西摩有可能完全失去自——”
“我刚到这里，妈。我都多少年没度假了，我是不会这就打包回家的，”女孩说道，“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法走。我晒伤了，一动也动不了。”
“你晒伤得厉害吗？我放你包里的那一罐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就放在——”
“我用了，但还是晒伤了。”
“真是的。你晒到哪里了？”
“全身上下，亲爱的。”
“真是的。”
“死不了。”
“我问你，你跟那个精神病医生聊了吗？”
“嗯，算聊了吧。”女孩说。
“他怎么说？你跟他聊的时候，西摩在哪里？”
“在‘大洋厅’，他在那里弹钢琴。我们在这里的两个晚上他都在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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