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虞舜帝梦托大任 安命公喜得麟儿
《道德经》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说的是这天下万事万物，都逃不开阴阳之演变。自然中，阳极生寒，冬去迎春，花开花谢，月圆月缺；人事中，盛极而衰，静极思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然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可看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唯有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方可得民安国泰、天地和谐！
说起大唐，无疑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伟大王朝，唐诗、唐文、唐楷、唐草、唐音、唐画、唐装，这些文化艺术，迄今为止，依然屹立于中华文化的巅峰，令中国人叹为观止、引以自豪；天可汗、辽阔版图、万国来朝的唐代辉煌，让海内外每个中国人梦绕魂牵、心生骄傲！而自宋朝以后，“唐”则为“中国”的代名词，为海外诸国所尊称，海外华侨将故土称为“唐山”，自称“唐人”，聚居的地方则为“唐人街”，也足以体现中国人对这昔日辉煌的大唐心存怀念和仰慕。
大哉，赫赫兮其有武业！伟哉，焕焕乎其有文章！然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巍巍大唐也逃不开阴阳规律之演变。唐朝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唐玄宗“开元盛世”后，国强民富，达至鼎盛巅峰。然而唐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六万大军征南诏而全军覆灭；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率领七万大军再次进攻南诏，又全军覆灭。两次败于西南边陲小国，不仅大唐在四夷眼里成了纸老虎，而且大唐天子在国内的尊严也不再，那些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藩镇因此蠢蠢欲动。一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久怀异志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由此爆发。历经八年平灭之后，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由兴入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不见了，吞吐中西、睥睨天下的东方帝国威严不见了，天宝年间全国的五千万人口，经此乱之后，只剩下了一千多万。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战争的爆发，无疑带来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流血遍地、哀鸿遍野的悲惨，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却也是“有无相生、利害相随”的事情，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原文化的向南传播。东越、闽越、南越、长沙等自古以来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之地，因为中原士大夫的逃命南迁，于是带来了当今浙江、福建、两广、湖南等人文富庶之地的兴起。冲气以为和，使得中华文化得到大交流、大碰撞、大和合，有利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均衡发展，从这点来看，这也是不幸之万幸了。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是诗人李白描写安史之乱的句子，继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后，安史之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潮，中原士族纷纷拖家带口，向南逃命。在这逃难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彬的东京洛阳人，带着一妻一子，一路匆匆地往湖南方向赶去。
胡彬是个读书人，由于科举不第，因此也就一直在洛阳过着“晴耕雨读”的太平日子。其祖籍在安定郡，即今天的甘肃省镇原县，祖上曾经有多人做过大官，先祖胡伟绩还是贞观年间从三品的散骑常侍，可惜这几代下来，却沦落为平民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成为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焦点，当然也是兵灾最严重的地方。755年12月安禄山攻占洛阳，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757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759年9月叛军重新占领洛阳，762年10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相比前三次发生在洛阳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洛阳的老百姓可就更惨了，因为唐军这次收复洛阳，依靠了回纥军的帮助，而这回纥军进城后，在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大火连绵数十日不灭。
胡彬住在洛阳郊区，前两天刚看完父亲胡泉的朋友杜甫写的“三吏”和“三别”，既感慨《新安吏》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兵士悲酸，又感慨《无家别》中“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的百姓流离之苦，没想到“海中月是天上月，眼前人变剧中人”，自己也面临兵火的到来。逃还是不逃？村里的人都走光了，看来是不得不逃！可儿子胡任旭才两岁，刚刚学会走路，这逃起来怎么走得动呢？而且要逃的话逃到哪里去呢？回安定故里吗？还是去长安投奔亲戚？何去何从，真乃两难之境，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真是度日如年！
一天夜里，他入睡后，隐隐约约来到了一个白云缭绕、奇山隐秀的地方，远处的山峰上有一块三分的石头，如三把利剑直插云霄，令人仰慕，他步履轻盈、心情愉悦地缓缓前行。走了不远，忽然看到路边有块碑，碑上隐约有“九嶷山”三个隶书大字，胡彬心想，这是不是到了舜帝驾崩的九嶷山了？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悦耳动听的音乐声，胡彬于是顺着声音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只见路边有个高台，高台上有一位白发银须的人在抚琴奏乐，琴声悠扬，宛如仙乐。那人见到他后，琴声戛然而止，胡彬凑近一看，见琴上有“虞舜帝五弦琴”的字样，而见那老翁，则是双目重瞳、慈眉善目。胡彬猛地一惊，双手作揖问道：“请问仙翁，您是虞舜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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