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高下穷烟霏：复旦内外的师长》：
经费充裕，得以设立一系列学科，唐文治到校次年即新设电机、邮政两专科，又设国文科，并逐渐完善专科、中学和小学的系列，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序列。又出重金聘请西人教员，并逐次将本校学生送出留洋，逐渐增加留洋归国者到校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每年提供一百位华人学生留美机会后，唐文治在学校立即公布消息，并往上疏通，争取名额。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四十七人，上海实业学堂有十四人，占三分之一弱，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的努力。
唐文治出主实业学堂是因为居丧服忧，三年期满，他即申请起复归朝，这应是循例的安排，但被以学校亟须整顿“商留”，原因不明。次年即为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11月3日，上海光复。6日，唐文治宣布实业学堂更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要求“本校师生员工要以坚定毅力维护新中国”。同日，带领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在学堂运动场剪辫。11日，列名通电要求清廷逊位。13日，致书沪军都督府就扩充军队和筹募军饷提出建议。同时，撰《中国改革建设政体论》提出建议。可以说，唐当时身份虽然还是体制内官员，但在第一时间内参加了推翻清廷的行动，对此，他的老师王祖畲、沈曾植对他深致不满，作为儒家道德的捍卫者，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大革命洪流中，唐的选择是为国家谋前途，不为一姓守江山。他在晚年自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俄国革命，俄王尼可来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唐在清廷为官，得到那桐、载振等满大臣提携，他也曾多次得到慈禧单独召见垂询，晚年自撰年谱，仍感念恩礼，慈禧去世后他在上海道署“哭临三日”，自述“感念恩遇，曷胜痛悼”，但也感叹“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英、比、日诸国君臣同心，改良政治，谋求富强是他曾见到的，而现实经历总使他失望。“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古训，唐文治实践了这一主张。
民国肇建，官办的学校需要得到新的支持，他在袁政府成立次月就赴京筹措经费，确定了归属交通部的定位，改易校名，然后多方奔走，寻求支持。虽然当时请他出任工商总长的呼声很高，但他认定唯教育为围本，继续在学校任职，在时代剧变中保持了学校的发展。1917年他在学校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说道：“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至今思之犹堪坠泪。”“鄙人接办此校以来，中央议裁小学者三次，议裁中学者二次，议归并土木科者二次，议裁电机科者一次。每当议裁议并之时，鄙人之心摇摇如悬旌，每念及诸生被裁后未知往何处读书，各父兄家属更不知若何忧虑。对于诸生未便宣布，而笔舌力争之余，亦几经下泪，故今日对于诸君子不觉喜极而悲。幸赖大部（指交通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有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持，卒能转危为安。”这些应都是实情，许多交涉也都有原始文件记录。盛杏荪即盛宣怀，不仅是南洋公学建校的奏请人，且因学校建立之初，即由他主持的招商、电报两局“捐集解济”，将商户捐款悉数投入公学，为学校准备了充裕的基本金。以往仅取利息，在民初艰困时动用本金，得以渡过难关。唐文治说上面一席话时，盛已去世。在今存盛档中，有大量两人通信，绝大部分是唐主校政期间致盛函，虽大多属于琐事，但可以看到两人君子相交、互携奉公的风范。其中涉及较多的，一是学校经费之筹措和兑现，二是彼此各有人事之请托，三是为学校发展向盛谋求支持。如1911年1月16日信告徐家汇学生宿舍因招生数量增加而住宿紧张，因发现对面民居是盛家产业而请盛出让，改建为宿舍；同年2月24日又看中“尊府丝厂及余屋基地”请售归本校；1914年6月两函则因盛介绍其侄孙入学，唐告必须如期来校报名考试，再考后知其英文太差，不宜入中学，只能先入小学；对盛推荐的西医人选，则以“校中经费万分支绌”为由婉拒；甚至学堂师生一百二十人旅行赴苏州，唐请借宿盛府留园，盛则为安排到阊门外陈列所。从清末到民国，有大量奏章和信函记录他为谋求学校发展所做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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