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国际知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等人的16篇文章。书中内容涵盖面很广。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如以塞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奥登的《偏头疼》，加布里埃尔·安南的《马勒的重现》，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这本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别出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布鲁斯·查特温以及安德列·萨哈罗夫。这些文章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收录了诸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以及琼·迪迪安的《在萨尔瓦多》。罗伯特·洛威尔的《两个诗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最后，世界著名漫画家大卫·列文的肖像漫画，为本书增添了极大的阅读乐趣。

　　关于暴力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思想家。原籍德国，1928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抢救在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阿伦特于 1975年去世， 死后声誉日隆，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艾 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以及《论暴力》（On Violence）。
　　一
　　这些思考是由前几年发生的一些以20世纪为背景的事件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它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弈，也就是驾驶为人类文明所制造出的最先进的飞机进行的比赛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获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的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气力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 （正如恩格斯很久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要。暴力行为的本质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这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这既合情合理，也是必需的，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的因素，没有什么地方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但人们却很少重视暴力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成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他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或经济的持续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政治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适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得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它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着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在20世纪初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程度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知道战争中会大批地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使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力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他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然未被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阶层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和“五年以后你希望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在得到回答之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地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高调的问题。萨特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复就是能包治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的理想还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等同，例如，“宁可维护自尊忍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也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地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会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当他们面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梦想着一个“最末尾成为第一，第一沦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
　　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知，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念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是这样的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
　　现在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与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18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又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
　　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怯懦。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一党官僚制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即将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是操纵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与的可能。我无法确定最终将如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19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体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而仅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就足以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法则，这样的看法在18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只有到了19世纪才成为一个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地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地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旧社会都蕴含着新社会诞生的因子，正像每个有机体都孕含产生其后代的种子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它的缺点。它不仅能在不打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历史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的回答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 （我们现今所有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于这一看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
　　我无需补充说，20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和伪科学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它们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而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

001 关于暴力的思考/汉娜·阿伦特
029 生命之泉/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关于贝多芬的一次访谈
039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安德列·D·萨哈罗夫
057 论摄影/苏珊·桑塔格
075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以塞亚·伯林
093 安迪·沃荷的崛起/罗伯特·休斯
113 来自柏林的女孩/加布里埃尔·安南
129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布鲁斯·查特温
153 一个僧侣诗人在越南/一行禅师
165 马勒的重现/彼埃尔·布莱兹
181 瓦兹事件之后/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191 在萨尔瓦多/琼·迪迪安
211 偏头痛/ W.H.奥登
221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约瑟夫·布罗茨基
237 两个诗人/罗伯特·洛威尔
257 热爱飞翔/戈尔·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