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通往大国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大格局》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前我国进入了一个重建社会的战略机遇期。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作者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重建社会秩序成为重中之重。当前，我们亟需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已达到尽快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目标，同时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郑永年这个名字，近年来频见于报端，多年来积累的观察经验和学术研究，令其观点言论问问能够直击国内问题痛点，也因此频频出出现在各类论坛和讲座。在IPP，随处可见的八个字“国际视野，中国情怀”也是对郑永年的好注脚。
　　——南方都市报

　　实现“和谐社会”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中产阶层过小，穷人过多。如果社会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就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培植中产阶层在西方主要通过市场方法，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在东亚（日本和“四小龙”）主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作用，因此时间大大缩短。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同。尽管很多人相信我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忽视社会建设方面，中国更类似于欧洲的早期。从社会结构分化相关因素看，今天的社会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人均收入在99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2195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自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在亚洲，有3个国家在这个行列中保持的时间最长，即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菲律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称其为“未来经济强国”。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起伏伏，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加速。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0年时为3600美元，2005年达到5000美元，2009年又回到了3100美元，2010年则估计在3700美元。泰国在东南亚也曾是令人羡慕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时隔30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马来西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1997年，马来西亚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此前，马来西亚曾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保持年均约8%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年均增长仅约5%。
　　我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情况可能比上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严峻一些。在上述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在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和企业界本身驱动的，一些方面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我国，发展主要是由以GDP主义为主导的政府驱动的，并且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的。或者说，我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社会资源大量消耗。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调整，发展模式不能得以改变，那么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上说，我国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低度民主陷阱。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社会有可能激进化。而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激进化必然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冲击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详细规定了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也就是要在今后五年之内把中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从目前的7800美元提高到12000美元。这个目标的实现要求达到6。5%的年增长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很难。但要从12000美元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例如人均国民所得20000美金左右）则比较困难一些。
　　很显然，对我国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经济改革的意义，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我国进入中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要实现前面所讨论的经济结构之间的平衡发展。二是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即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GDP主义，而是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才能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为可持续的发展打下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要回归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改革模式。
　　社会改革：大社会和强社会
　　政府向社会分权，建设大社会。建设大社会至少在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大社会建设的共识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多地方也在做这方面的改革实践。但各地进展不一。在很多方面，广东走在前列。为了培植新社会组织，广东省率先简化了社会组织登记条例，并且采取了很多举措，例如政府向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收购社会（组织）服务等来实现赋权社会的目标。政府向社会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但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而来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同时，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可以完全不管社会了。向社会分权只是政府转型即从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的重要一环。应当意识到，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今天，在很多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我国必须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培植。广东的做法就是，不仅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培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践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同样，也不应该忘记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现存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组织逐渐地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组织，而失去了和社会的关联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利益，而非它们应当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现在，其他社会力量已经崛起，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很显然，这些组织必须转型。它们要成为真正能够沟通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也就是说，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传统上，它们光依赖政府，和社会无关。但如果改革后它们光代表或者依赖社会，那么就会和新产生的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在劳、资、政三方谈判过程中，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考量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政府所应当考量的）。
　　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社会对政治的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上面已经讨论过，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妥的，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我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改革开放之后，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共产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方面，广东各地尤其是顺德已经有了很多创新。广东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政府主动走向社会，和社会建立关联；“请进来”就是政府主动打开政府“城门”，让社会力量来影响自己。
　　在我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广东为了应付这个挑战，设计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重要的制度环节。根据顺德的实践，“走出去”就是建立了“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倾听民意、联系社区制度，借鉴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议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请进来”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设立咨询工作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例如顺德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一下“走出去”和“请进来”制度的重要性。现在我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跟社会脱节，听不到真正的民意。社会上怨气很多。很多怨气是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了，是政府官员们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老百姓有怨气，政府官员爱理不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或者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早晚会出问题。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那么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该去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2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最近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鼓励干部官员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段时间以达到和老百姓沟通的目标。不过，听取民意这个目标并不是干部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就能实现。住一两个星期是可以的，但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呢？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义工，帮助国会议员和部长，参与组织这些定期的见面会。在制度化的层面，广东实行的党代表工作室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个结合我国实际的非常大的政治创新。
　　广东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即“请进来”）也有助于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不过，也应当指出，咨询机构必须防止既得利益的固化。咨询专家不能是固定的，任何一位专家不是万能的，只能专注某个领域。所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固定，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如果咨询委员会固定并且什么事都管的话，那又很容易变成一个既得利益了。要有开放性，不然又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构。任何东西固定化以后就又会产生它的既得利益了，所以决咨委要引入开放性。
　　党的开放政策也会有助于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门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个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一旦形成，即使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政府也要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这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的一个要素。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只有开放，社会才能介入政府决策，才能达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是强社会的体现，而且更是强政府的体现。只有一个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会是强政府；一个只有能够考量社会利益的政府才会是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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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社会改革应成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章　我国社会可能要面临失序状态
一、社会正在失去其整合的经济基础
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社会阶层基础
三、社会道德基础的流失和社会信任危机
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五、暴力行为丛生且毫无规则
六、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流失
七、 当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
第二章　对问题的诊断
一、“左”派的解释：市场经济是根源
二、自由派的解释：政治权力是关键
第三章　为什么社会失去了秩序
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缺失边界
二、社会改革的缺位与社会空间的缩小
三、 公民权的缺位：分税制导致的权力和财富向上集中
第四章　改革和重建社会
一、 济结构基础的再平衡：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关系
二、 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不能将GDP 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
三、 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被”管理
四、行政体制改革：小政府和强政府
五、社会改革：大社会和强社会
六、土地问题是农村社会秩序建设的核心
七、实现“和谐社会”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八、如何摆脱司法衰败与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九、建设安静型社会文化，提升国人幸福指数
第五章　抓住重建社会的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