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以上每部在10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1000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值不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10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微欢喜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觇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蒙古等。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观察日本错不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那么我这一篇小著也就不为无益了。
第六章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争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知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得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治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
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300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那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做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其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绝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喜欢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尚待考证。然而，他们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过从今天以后，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第二十一章
信仰的真实性
在前面几章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完全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前几年上海民权出版部印行一部平江不肖生著的《留东外史》，描写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在东京的生活，自然他的叙述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日本的社会，这种日本社会的观察在中国恐怕是很普通的罢。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一部分社会，固然是社会的黑暗面，然而连黑暗面的观察也是很肤浅而且错误的。不过他的目的不在观察日本的社会，而在观察“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我们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评，只是晓得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不留心研究便了。
在最初几章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章书，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情感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他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以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未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在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统一的命令效力在哪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杨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500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旗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进、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到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宗教是信仰的一个表现，而信仰不一定是宗教，这是在今天说明信仰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所以信仰这一种心理，许多学者用“宗教性”一个名词来说它，这是在宗教堕落和宗教革命期中的适当用语。俄国今天已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而共产党是以反抗宗教为党义的。但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谁都晓得莫斯科的民众是生活在热烈的信仰当中。而信教的虔笃和革命前途没有两样，无论是与非，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成功了。中国的青年看见反宗教的革命可以成功，而不晓得他仍旧是“反宗教的宗教力”的成功，是信仰的成功。要那样热烈信教的国民，才产生得出那样热烈的反宗教的革命。他的革命成功了，怎样是他的成功。一方面的反共产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的尊重信教自由的政策，星期日一切教会堂里热烈虔诚的民众和每天震动一切都市村落的钟声正是俄国民众“能够建国的永久生存力”的表现了。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成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么？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下月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去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人抛却了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些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的。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往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性的表现呵！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哪一宗，我们看得见他们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剑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人的信神拜神一样，作自己利益的打算。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这些观点，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告、牧师的说教里去看，是从社会实生活的种种世相，尤其是男女的恋爱和战争两件事上面去看出来。我们看中国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极点，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固然看不出一种热烘烘的爱力的结合来，连野男女的自由结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这种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他拿来同信仰生活一样看待。不晓得人类的生活，在一切真实性上有一个绝对一致点，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点虚假的。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他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了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出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绝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地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绝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但是就“自杀”一个行为而加以分析研究时，我们很看得出世界自杀最多的日本，他们对于自杀的观念确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处所。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诸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以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含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现出在自杀者的意识上面。在别的民族，自杀方法的选择，普通是选择世人所认为痛苦最小的最消极的不须努力的方法，行投水投环者之多，全是为此。而在中国，更多一种吞鸦片烟自杀的人。在这一种人当中，有许多自杀的决心很不明确，最后因为到底遇不着救星或救的方法时间错过了而死。然当其服毒时还是希望着中途遇见救星，使他既可以不死而他生存中的可怜又得原谅，这更是懦弱至于不敢生存时而尚存着不愿死不愿即死的幸存心理。在这一种心理当中，绝看不出半点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的观念来。日本人的切腹决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的，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的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自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为达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猛地积极的作所爱者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二人间的绝对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一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同情，这两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去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性行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意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
至若在战争的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坚强而深刻的印象的事实，更是很多很多了。这几年当中，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他是真实的。
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的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
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而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更是我们的弱点之一。这一个弱点，是中国民族通有的，谁打得掉这一个弱点谁就成功。总理给革命军下的定义说：“一个人打得过一百人就是革命军。”这话是真实的。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的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绝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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