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悬一发 潘光旦书评序跋集》：
一 适之先生的矛盾 适之先生太把西方文明看得高了，所以他的议论里便发生了一个绝大的矛盾。本篇评论就预备在这个大矛盾上做功夫。
适之先生提出西方精神文明的四五个特色，而加以详细讨论的有两个：一是科学，一是新宗教新道德。科学是近代西洋文明的一根大柱子，我们谁都承认。近代西方社会里熙熙攘攘有声有色的种种现象，局部确是适之先生所称新宗教新道德所激荡而成；这也谁都不便否认，然而仔细看去，这两种特色却实在是不相容纳的。要用两个不相容的因，来造一个完整和合的果，事实上有所不可能。然则难道适之先生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因分析错了。分析大致没有错，可是因子间的关系，他并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觉得凡属特色都是好的。
科学与“新宗教新道德”何以不相容？新宗教新道德的信条，适之先生说，在十八世纪，则有自由、平等、博爱，在十九世纪，则有社会主义，再根据他的上下文推论起来，也可知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也是十九世纪的信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并没有变成陈迹。我们姑不论自由、平等、博爱三端当得起当不起新宗教信条’的大名目，我们先要看在科学与真理的观点下，这几个观念能不能成立。据我所见，是不能的。
什么是自由？许多科学家，不要说没有承认这个东西，连他的概念却不清楚。科学家讲因果；所以在学问方面，求结果的正确，总先从因子的正确人手。
近来从事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也引用这种方法了。从事于犯罪问题者，求罪案的减少和罪犯的改邪归正，近来很能利用变态心理学的事实与原理；这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对于自然界的现象里，有一时不能用因果律来解释的部分，科学家大率取一种暂不思议和存疑的态度。至于研究社会现象，与日常接人待物的生活，遇有不能适用因果关系，不能解决时，他大率持一种容忍不干涉的态度。我尝谓真正的科学家，遇到自然界的难题，不能不先讲agnost．icism；遇到社会生活的难题，不能不先讲tolerance；两种态度实在是二而一的，但所应用有不同罢了。有科学精神的人，进则以因果律论事，退则持暂不思议暂加容忍的态度；所以大问题化小，小问题化无，所以真理之显者日显，而真理之晦者不因操切武断臆说而益晦。他用这种态度来接人待物，也希望别人用同样的态度待他；他自己不懂什么是自由，也不希望别人乱谈自由或其他不经的概念。“自由”也许是新宗教的信条，却不是科学精神所许可的。
平等的信条可以成立么？在群众的心目中，成立了；在少数哲学家的心目中，也成立了，用科学的眼光——就是适之先生所称西方近代精神文明第一种特色的眼光——看去，却没有成立。拙著《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留美学生季报》第十一卷第一期与第三期）里尝详细讨论这一层。读者如不嫌琐屑，请赐参考那篇文字，恕不多赘了。
博爱和平等处同一不通的地位。墨子之徒，基督教徒，以博爱为天经地义；世界主义者也向来不怀疑他；许多哲学家也以他为可以成立。但是就生物事实，人类经验，和社会问题的前途而论，可知博爱不特从来没有做到，不特事实上做不到，且事理上也不宜做到。拙作《孔门社会哲学》里也有很详细的讨论，现在也不重说了。
适之先生说，西方近代的新宗教新道德是理智化了，是人化了，是社会化了。读者如以上文驳论为然，可知适之先生心目中的西方新宗教实在当不起理智化三个字。人类是偏重理智方面的精神生活，当然莫过于科学；如今科学说：新宗教的信条不切事实，不合经验，经不起分析，当不得盘驳；然则试问他的理智化何在。
至于“人化”和“社会化”的说法，怕也要经一番条件的限制，才可以勉强成立。人化所以别于神道化，所以别于物质化或机械；社会化所以别于个人得救主义：这都是无可非议的。人文主义打破了神道主义，确是解放欧洲近世思潮的大动力。引伸出去，在政治与生计方面，则有人权之说，在社会伦理方面，又有人格之说；二说经传播之后，的确引起了许多的社会变动。适之先生讲近世宗教的人化，说：“我们也许不信灵魂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确有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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