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词典人生》：
学校这种做法其实不奇怪，我后来了解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往是按“参干”的做法，由组织“保送”或“推荐”考试入学，从1957年改为提前考试，优先录取招生。换句话说，我们是第一批按新办法考试进来的。但这种做法并不彻底，从我上的英文系一年级一班人员结构就可以看出来，全班在两年多时间里有进有出，涉及15个人，其中三位是在哈尔滨俄语学院学了两年俄语、两位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了一年俄语转专业过来的，一位是在军事学院学了一年军事转过来代培的，三位是休学复学的，还有两位是“调干”。真正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男三女五个人都是考进来的。那个时候，学校和专业是从政治角度，按绝密级、机密级、秘密级和普通级来划分的。北外是绝密级学校，换句话说，北外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换了专业，英文系的高年级同学马上把我接到英文系宿舍。
接待的同学很热情。他姓吴，已分配工作，单位是新华社，还没去报到。他对分配很满意，认为能很好地用上所学的专业知识。那时，大学毕业生没有自主择业一说，都是学校按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分配工作。在校期间，学校大体上有个培养计划，基本定向培养，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能按计划分配。这位老同学向我介绍了不少学校的情况。北外和人大等学校，都是从延安的干部学校演化过来的。解放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本校英文系教师队伍实力最强，二级教授有初大告、水天同，三级教授有王佐良、刘世沐、许国璋、周珏良，四级教授有张汉熙等。那时，初大告当图书馆长，王佐良是英语系主任，许国璋是词汇教研室主任，刘世沐是语法教研室主任，周珏良是翻译教研室主任。那位吴同学跟我说，“学英语不错，用处广，很多单位都需要。北外是外交部直属院校，毕业生去外交部的多，比法语适应面大。”那时，北外本科是五年制。由于接待安排得好，我到校后，第一个印象是学校对学生考虑很周到，适逢中秋节，学校还给新生发了月饼。
开学前，新同学都报了到，英文系分8个班，7班、8班是快班，大部分同学是教会学校毕业或专门学过英语的华侨等，英语基础雄厚。其中有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和在美国高中毕业的程慕胜等，这两个班好像是考进来的。吴青报到时，冰心亲自陪同，很多人围观，我远远看见，没有过去凑热闹。其他6个班（我当时在1班）是由从各种渠道进来的同学组成。1957年，北外只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武汉几个大城市招生，生源实力强，加上那年出现俄语人才过剩的兆头，国家采取措施，让一批俄语专业学生转学其他外语，占去很多名额，所以，竞争实际上是很激烈的，我能考取，实在有些侥幸。
刚上大学，英语小班上课不很习惯。教室不大，也就能容二十来个人，坐十几个人还显得挺宽敞。
我们班老师是位女老师，叫马元曦，上海人。她虽然年轻，但教龄不短，教学经验丰富，又非常和气、耐心。她教我们发音，一个音素一个音素地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跟着老师模仿48个音素，要记48个音标，一点一点来。在教室，在宿舍，在院子里，到处都有一年级同学练语音，有人把嗓子都喊哑了。大家都很认真，谁也不笑话谁。记得2班有个同学叫杜超文，山西人，在苏联留过学。他每天在我们教室窗外的矮树墙里，长时间不厌其烦地练，但他的山西口音很不帮忙。我学英语也很困难。本来东北口音就硬，音调老模仿不像，而且入学前，英语26个字母，我就是在学数学和物理、化学时认识几个，发音根本不准。这一下26个字母、48个国际音标一起来，虽然是一个一个学的，学多了还是容易混淆。另外俄语也对我有干扰，学习音标把辅音和元音连接拼写时，我经常蹦出俄语字母，特别是听写时，老出错，老师常笑着对我说“又出来俄语了”。双元音我老发不足，随时都得提醒自己。没想到学英语这么费劲，学俄语时，我根本就没下功夫纠正过发音，而且，俄语见字母就能读音，哪还用注音符号呢，我很苦恼。语音阶段用了两个月。马元曦老师语音很好，教得也认真，大部分同学都学得很好，多年以后我们班同学屠蓓教授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英语，语音也是非常过硬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语音不行，对掌握词汇也有直接影响，尽管我使足劲，一般周末都不回家，到紫竹院公园去念书，可也就是3分水平。到进入精读和泛读以后逐步好些，感到英语语法比俄语简单，容易上手，兴趣也在阅读中产生。
我在大学学习一个多学期之后，北京开始修“十三陵水库”，各行各业齐上阵，比颐和园昆明湖大20多倍的水库，要用锹挖肩挑修出来。全社会都组织人力参加。北京市安排各大学参加义务劳动，开了解放以后大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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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世间大义无穷期。也许车老先生说得对，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人”，他只是一个有始有终、不忘初心“守诺人”。
——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