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城市如何容纳叛逆的青少年——从排除、包容到城市政策中的公共参与
概要：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会控制
将所谓“反社会”青少年从城市空间中排除出去的压力与日俱增，正值大选期间，澳大利亚很多辖区的政客和各路说客对城市无序、秩序下滑、犯罪等问题大肆讨论，在“反社会”青少年威胁社区安全的论调下，许多政客打着社区利益的旗帜承诺要加强警力，建立更强硬的法律粉碎青少年的反社会现象（潜在地已把这些青少年视为敌人），这些正好成为媒体大肆炒作的噱头。没有冲突的城市愿景在空间上对儿童是安全的，对青少年是没有烦扰的。当然这些排除政策也并非没有阻力，许多组织和个人对这种排除政策提出抗议和挑战，他们相信以排除为主导的政策和政治严重阻碍了儿童、青少年友好型城市的建立。
但是排除的对立面是什么？通常来说，排除政策针对的是包容青少年的城市空间政策和正在排除青少年的空间过程。一些进步政客、支持青少年的团体和其他群体呼吁制定更多包容性规划、设计、政策和包容性政治讨论，以此来修正许多带有排除特征的城市空间。然而，我认为包容性政策依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所以不管是排除性还是包容性政策都将青少年在城市空问中的使用作为一个问题看待，因此本文中，我十分怀疑单纯地用包容性政策来替代排除性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角度讲，这两个政策是互为替代的，虽然方法截然相反但却是殊途同归——同样的城市目标：有序，没有冲突，可控制性。简言之，排除和包容性政策都是作为城市控制手段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城市控制中减少差异是针对越轨，减少冲突是针对无序，减少公共性是针对兼容。
假如情况真是如此，对于想建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人士来说则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把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会控制两个不相容的政策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我们应该在排除和包容之间找到一种方法来促进两者的融合，所幸的是，一些娴熟的社会活动人士和社区工作人员已经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方法，基于一种不同的城市观和对青少年“问题”不同的理解，他们形成了一种青少年“参与”的方法，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这种替代城市控制方式特殊的“参与”概念。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列举一些常规的城市社会控制方法。近几年城市管理已经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社会控制规则，新自由主义框架发展出一套“排除性”和“包容性”的城市政策系统。第二，阐述新自由主义城市控制如何作用于儿童、青少年和有责任的家长，我认为这三种“作用”方式均是把这三种人群当作城市管理问题和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控制的挑衅来对待，儿童作为未来的公民就应该得到社区的保护，“反社会”青少年作为未来的反社会公民所以应该从社区利益中排除掉，有责任的家长作为公民就应该为社区中不断衍生的公共事务和价值观负责。第三，我将列举两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控制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反社会青少年的社会控制是如何在排除和纳入政策系统中来回纠缠，一个是关于珀斯市中心区青少年活动的讨论，一个是关于悉尼城市非法涂鸦的讨论，在这两个事件中政府都是有组织、不遗余力地将特定的青少年群体排除出城市空间，在事后的调查中，我发现有些包容性政策反倒有些作用，在这两个案例中，我将揭示如何将青少年信服地纳人到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城市管理中，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会看到处理青少年“问题”完全不同于以上两者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要求问题青少年为了获得认可而停止对自己在成人世界中的位置感到愤怒，而是寻求一种方法让青少年参与到公共的社会发展项目中。排除和包容系统：新自由主义城市和社会控制
一个有序、理性和可控制的城市愿景当然不是新近才有，他们自从城市诞生起就如影相随。但是20世纪后20年中一种全新的城市秩序观念在城市发展中逐渐显露，这种观念横跨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和北美城市。这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方法，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者“先进的自由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城市管理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关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管理形式（Peck and Tickell，2002），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其中找到某些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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