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把中国汉字改革的主要动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至少三五千个汉字的铅活字数量太大，使得汉字设备比英文的显著笨重、低效、繁难。由此造成了以文字处理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产业——出版印刷、电讯电报、公文处理（核心是打字）落后、低效。工业时代，汉字确实无法实现英文那样的机械化处理，这是汉字作为文字工具与社会需求的明显矛盾，这是汉字字量庞大、结构复杂的特点遭遇铅字技术时暴露的严重缺欠。这种认识是在与实现了高效机械化的英文对比中才突出显现出来的，自然也就引发了效仿英文，寻求拼音化改革。这个因素在整个铅字时代都存在，在广泛人群中几乎一直没有异议。
第二点，就是铅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掠夺、烧杀、凌辱使得文明古国数度陷于亡国灭种的危难中，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丢失了主权、领土、财富和尊严。这种社会环境下，加之汉字明显地无法适应机械化的严酷事实，就使得全盘西化、民族悲观、民族虚无等思潮大行其道。面对危难，像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等中国文化人，把问题归结于教育不兴，教育不兴归结于汉字落后。他们又手无长物，就把提倡、推行拼音文字当作自己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一种行为。提倡、推行拼音文字就得批判、咒骂、贬损汉字。这样，国家、民族厄运、危难转化成了汉字的厄运、危难，或者说汉字的厄运危难是国家、民族厄运、危难的一种反映。回顾整个汉字的历史，可以确认汉字确实一直与中华民族同荣辱、共兴衰。
第三点，是来自列强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一是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其二是北方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伴随着列强的鸦片、洋枪、火炮，伴随着先进的文字处理技术（打字、电报及近代印刷）来到中国，也带有强大的“强权示范”作用。这种理论是依据拼音文字的事实概括出来的。按照这种理论，汉字处于最原始、最落后、最低级的表意阶段，其繁难、落后、低级是必然的；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而中国传统语文中，却一直以汉字为核心、为基础。在否定、贬低汉字的同时培植了对拼音文字的崇拜、迷信，对西方语言的崇拜、迷信，也出现了否定、贬低汉语的思潮。20世纪初中国确实出现过取消汉语，改用万国语的主张。按照这种理论，文字与语言一致性越高越好，表音越准确、越细致越好，而汉字则都是最差的，汉字就应该走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道路——拼音化。按照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想，无产阶级之前的文化成果都是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汉字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这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曾经有过巨大影响。
本书作者把第一个因素，即汉字无法适应铅字技术，作为中国近代汉字改革的最重要原因。而把西方列强侵略、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及北方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的影响看作是附加的、推波助澜的外在因素。不主张“中国汉字改革主要是或单纯是错误思潮、错误理论影响的结果”，因而也就不必把汉字改革中的错误、失败、某些荒唐归咎于任何党派、学派或个人。
前述三大要素到了今天，到了汉字信息处理成功实现了电脑化的时候，情况又如何了呢？窃以为，应该说第一个因素已经消解，汉字信息处理的电脑化成功，已经使得汉字处理的效率不再落后于英文，在许多方面已经实现了反超。但由于汉字电脑化浪潮迅猛、神奇，短暂，加之信息技术的奥秘被封装在电子存储器（硬盘、光盘、U盘）中，理解这些奥秘需要起码的技术常识，故而汉字复兴的这种跨越性进步就远远没有被认识和承认。汉字落后论、拼音文字优越论在文字改革专家中依然有巨大影响。第二个因素应该说也已经消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崛起，民族悲观、民族虚无的情绪已经为之一扫。而第三个因素，即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恶劣影响，应该说在广大人群中已经不那么有力，但在汉字改革家那里，依然严重存在，成为阻碍、延缓汉字改革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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