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守涿州
自古开仗，最怕攻城。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古人技术简陋，武器简单，攻城之具再好，也抵不过深沟高垒。守的人凭借地利，大占便宜，只要守城的一方有点决心，进攻的一方伤亡率总是很高，死伤惨重，往往还得不了手。北方游牧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但碰上一道坚固的城墙，再剽悍的战士也打了折扣，即使最凶悍的蒙古骑兵，在坚城之下吃瘪的，也不少见。
其实，攻城难，守城也不易。尤其是被四面围困的孤城，守起来更是难。不仅要时刻提防敌人偷袭，有了炸药之后，还要在城墙周围安些大缸，注意防备人家挖地道埋炸药。围困久了，城里人吃饭就成了问题，易子而食的，屡见史传。张巡守城，杀妾饷兵，居然成为美谈。所以，能够坚守孤城而且守得时间长一点的人，往往青史留名。民国有四大守城名将，都出现在国民革命北伐前后。蒋世杰守信阳，刘玉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都是孤城坚守，以弱敌强，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个月。在当时，都是军界的美谈。只是，蒋世杰和刘玉春都昙花一现，后来没有什么作为，而杨虎城和傅作义，却都因守城而成名将，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其中，四位守城名将中，守的最小的城，就是涿州，而当时动静最大的，偏也是涿州攻守战。
傅作义是阎锡山的部将。这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虽然也是山西人，但不会说阎锡山家乡的五台话，跟阎锡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属于非嫡系。所以，他在山西军界一直都是边缘人士，十年才混了一个小团长。但是，这个小团长在1927年初晋军跟国民军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带领一个千把人的团，坚守平绥路上的天镇三个月。冯玉祥善战的部下宋哲元，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攻下来。晋军和奉军的合作，几乎全仗着这一仗，阎老西才有了说话的资本。所以，战后，明白事儿的阎锡山马上升傅作义为旅长，不旋踵又升他为师长。即便如此，在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众多的师中，傅作义也只能算一介偏师，全师不过万把人而已。
不过，形势变化快，主公阎锡山脑袋转得也快。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晋军还在跟靠近国民党的国民军过不去，等到他做了师长，阎锡山已经以一个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参加北伐，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友军了。作战的对手，也换成了几个月前的盟友奉系。
涿州之战发生在1927年10月。此前，阎锡山突然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准了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完蛋，而唯一死撑的奉系，也在河南迭吃败仗，此时出手，出兵华北平原截奉军的后路，自可以捡个现成的便宜。但是没想到，在各个军阀中，晋军一向是最熊的。阎锡山多年的保境安民政策，靠的不是山西军力的强劲，而是自己的滑头。山西虽然因此而少了战乱，但军队也没有得到锻炼。一出来较量，就露馅了。奉系从河南撤退，主力元气尚在，突遭晋军的横击，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随即回过神来，打得阎锡山溃不成军。滑头的阎锡山马上缩回娘子关，据说在逃跑的时候，司令部的印信都丢了。之所以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娘子关也弃守，丢掉老巢太原，全因为有个傅作义。傅作义率领他的第四师占领了涿州，出现在奉军的后方，直接控制了京汉线。奉军如果有心进攻山西，必须先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心腹之患。
涿州是个小城，南北长三里左右，东西宽不足三里，但由于拱卫京师的缘故，城墙很厚也很高，大约有三丈多高。城小，所以人不多，居民才一千多人，跟华北平原上一个大点的村庄类似。奉军围住涿州之后，自1927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一共进行了九次总攻，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和毒气弹，采用了爬城、用炸药轰开城墙，以及找来北京门头沟挖煤的工人挖地道进城的种种办法，均告失败。奉军的飞机，在涿州城上投弹、撒传单，张学良还亲自乘机在涿州城上转过。奉军的炮兵司令邹作华亲自调集奉军的重炮，几乎把个涿州城轰平了，但就是攻不进去。没办法，总指挥万福麟把奉军看家的三十六辆法国造坦克也调了上来，结果是半数折损，坦克上的武器弹药还被晋军拆走了。任你冲击千百遍，涿州城岿然不动。采用挖坑道的办法炸城，炸是炸了，但城墙的缺口很快就被守军堵上，无论怎样冲，都冲不进去。晋军打仗不灵，但兵工厂却是挺灵光的，所生产的花机关枪（即后来所谓的冲锋枪）在近战中十分顶用，火力大大优于奉军。所以，每次炸城、攻防战中，晋军都占便宜。没有爆炸的炸药，还被晋军弄了回去，做成炸弹。最后实在没辙了，奉军总指挥万福麟被张作霖骂惨了，一咬牙，运来了氯气毒瓦斯弹，一口气向涿州城里发射了五百发，把整个小城盖在了烟雾里。原以为这样一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会被毒死。但是一进攻，晋军还是站起来，把奉军打了下去。原来，这些毒瓦斯弹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时间放久了，基本失效。任是如此，奉军此举还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被骂得狗血淋头，名声大坏。最后实在没有招了，张作霖下令掘壕围困，饿也要把晋军饿死在里面。同时，奉军还找来了当年保定军校的老师，出面劝傅作义投降。傅作义回答说，老师当年教的课程里，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
战事是残酷的，但此战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仗打到日趋激烈的时候，双方应红十字会的要求，停战一日，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放了出来，避免了平民的伤亡。平民出来之后，奉军才动用了重炮和坦克以及毒气弹。
最后，坚守孤城的傅作义，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经过跟奉军的谈判，才放下武器的。接近1928年，奉军大势已去，再坚守涿州，意义不大了。放下武器的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受到了奉军的最高礼遇，虽说放下武器，但没有人提投降二字。傅作义和他的部下走出涿州南门，在军乐声中，奉军总指挥万福麟亲率仪仗队摆队相迎。张学良亲自把傅作义接到天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守军九千余人，也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后来，张学良居然放任傅作义逃走，让这位最强劲的对手重新做了晋军的将领。
战场上善战的对手，得到敌手的尊敬，是一种具有古风的道德。在军阀混战时代，这样的道德一般是能够得到遵守的。只有到了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道德才被视为迂腐。越是优秀的将领，只要不投降，肯定是要灭亡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涿州之战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烈度还是不够级别的。奉军在各个军阀派系里，武器等级和现代化程度是够高的了，但所谓的重炮，依然不能摧毁一座三里见方的小城。一座明代修的城墙，居然还可以成为装备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的障碍。看来，不是奉军的火力不够，而是他们的战术素养不足，或者说，炮火使用不当（飞机和坦克使用不当，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据当时在军阀军队里的外国军事顾问讲，当时的军阀部队，虽然武器现代化程度在战争中日渐其高，但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却非常不当，往往使得武器难以发挥其效用。其实，自民国的军阀混战开始，其战争的认真程度、现代化程度，一直都为外人所诟病。很多人讥笑说，中国人的战争，不是用枪炮，而是用银弹和肉弹打的；战胜，靠的不是战斗，而是收买敌方将领倒戈。
其实，战斗一直都是有的，而且越打越认真，激烈程度越高。但即使打到1927年，老军阀（北洋）谢幕，新军阀（国民党）登台，还是有涿州。涿州作为一块试金石，测出了即使最现代化的奉军，也不过尔尔。现代化的战争，需要的是现代化的人，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禛，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自己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啰唆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工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以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的是喜欢这种贾正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谁知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其实，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代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在稍作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官方学校）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给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搂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未必有雍正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象。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确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
展开
——易中天
读张呜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李零
我觉得在大学里张呜是比较稀有的教授，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丁东
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
——秦晖
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呜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