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缺失在过去十年里已经严重损害了商业的发展，欺诈、操纵、混淆是非和诚信全失一再成为21世纪商业故事的核心主题，这真是可悲可叹。《全球顶级CEO的搭档传奇》所描述的搭档关系却鼓励一系列与之相反的美好特质：彼此信任、团队精神、关心他人、相互监督和制衡。它能帮助你远离嫉妒、猜疑和对抗。从而找到一种更好的工作方法，引导你的事业取得成功。
　　《全球顶级CEO的搭档传奇》中的搭档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全球顶级CEO在各自领域里令人瞩目的成就。它还以细致的笔触告诉你一些微妙的东西，比如这一对对搭档的相同之处：珍视彼此、控制自我膨胀、接受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比如如何分享，分享不是简单地把权力、名誉、薪金或股权一分为二，没有这么简单。你面对的可能是与你个性相反。经历迥异的同伴。而你要与他们分享成功与失败、进步与挫折，分享欢笑与泪水。
　　总之，这十个故事将向你展示，为什么有了神一般的队友，一切会更好。

　　无私挚友这个故事开始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讲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我生长在纽约，弗兰克则生于加利福尼亚一个海军家庭。他从小四处漂泊，后来考上了波莫纳学院，再后来漂洋过海到牛津做了两年的罗氏奖学金研究生。我从俄亥俄的丹尼森大学毕业以后，到欧洲呆了短短两个星期。我原以为自己会在巴黎当一名剧作家，可是不论在埃菲尔铁塔上独自眺望，还是在咖啡厅度过孤独的夜晚，都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回来了，到国家广播公司找了一份职员的工作。我当时欣喜若狂，因为我喜欢周围有很多人的热闹生活。
　　弗兰克在斯坦福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之后他先在军队服役了两年，然后成了一名律师，在有名的冈一科博一布朗事务所（即后来的冈一泰尔一雷默一布朗事务所）任职。他于1969年加盟华纳兄弟，进入影视娱乐界，而华纳兄弟之前是他所在法律事务所的客户。经过努力，他在十年后成了该公司总裁。
　　我于1973年夏天从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来到好莱坞，目的是离美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中心更近一些，从此我开始与巴里·迪勒一起工作。那是我和巴里在纽约共事7年之后的继续合作。后来，1976年，我再次跟着巴里转战到派拉蒙电影公司，做他的副手——董事长下面的总裁。
　　除了业界的一些活动场合，我其实直到1982年才真正接触弗兰克。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韦尔山滑雪时相遇，于是决定各自携妻子共进晚餐。当时弗兰克刚刚决定离开娱乐业一年，去攀登七座世界最高峰。那天晚上，我遇到的显然是一个很喜欢冒险，同时还很想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他不论作为律师还是电影公司的高级主管都很有成就，可是，当他发现有两位高管（鲍勃·戴利和特里·塞梅尔，接下来20年成为一对完美搭档榜样）即将取代他成为华纳兄弟的领导人时，他就离开了。
　　可是，对我而言，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想法既令人着迷又使人不解，因为我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所以我问了他无数个问题，想了解他的探险计划。而我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围绕一个主题：谁会疯狂到冒那样的危险呢？几年后，我了解到，他当时没料到我会问那么多问题。他告诉我，其他人顶多只问一个问题。他说在那一刻，他就知道了我属于那种刨根问底的类型（他本可以换一个好听点儿的形容词表示这层意思）。可最使我吃惊的还是了解到，他以前没什么登山经历，只不过在韦尔山爬过几个来回。弗兰克不是兰斯·阿姆斯特朗，爬山也不像爬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台阶那样简单。直到今天，我都怀疑弗兰克是否受过很多专业训练。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即使他看起来有点儿像。（几年后，我们到迪士尼工作的第五天，我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我们在迪士尼乐园里实地考察，在马特宏主题公园的过山车设施下面，弗兰克的脑袋几乎撞遍了每根横梁。）而那天晚上吃饭时我所了解的是，他是一位热衷于探险的事业有成的中年高管。他的眼睛清澈明亮，看起来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似乎深知我一直信奉的那句话：只要你一直以一个追赶者的身份思考和行动，你就有机会保持领先。因为这个原因，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
　　之后，弗兰克踏上了遥远的旅程。而我回到派拉蒙以后，还会时不时地想起他，特别是听说他所在的那支珠穆朗玛峰（他最终未能征服的那座山峰）探险队的一名队员在接近峰顶时遇难时。尽管在他回来后我们又有过一两次的见面，共同主持过一个政治活动，但我们仍然只是商业方面的熟人，不是朋友。我们确实相处得很好，但我们却从未谈到过未来合作的可能。不过，弗兰克知道我曾在美国广播公司和派拉蒙公司丁作，对我取得的成就肯定也是敬重的，就像我很敬重他在华纳兄弟公司取得的成功一样。然后突然间，我们走到了一起——在贝弗利山庄斯坦利家的露台望着前面的网球场、游泳池和一位邻居的后花园谈话。
　　后来我才知道，弗兰克主动与罗伊·迪士尼和斯坦利·戈尔德接近，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在迪士尼公司发展。他几个月前就结束了自己的探险之旅，并一直在和这两位谈这件事。他知道罗伊一直讨厌他叔叔的继承人卡德·沃克和罗恩·米勒对待自己的方式。他还知道罗伊退出迪士尼董事会是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忽视。从大学时代他就认识罗伊了，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他还曾做过罗伊的律师，并在自己去华纳兄弟公司时把罗伊介绍给了事务所的斯坦利。而且他也知道迪士尼公司当时一片混乱，正在被某些公司蓄意收购，而罗伊正在寻找复仇机会，也在想办法让父亲和叔叔的公司免于四分五裂。弗兰克正在寻找自己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就这样，他以一种会使商界过敏的诚实，建议罗伊等人找我谈谈。我不确定，是因为我过去20年非常好的商业履历，还是因为我多年前在韦尔山那次晚饭中没完没了地问了那么多有关他登山癖的问题，使他想到了我。他并没有简单地说：“你们可以聘用我。”而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你们应该跟迈克尔·艾斯纳谈谈。”当然，最终，那天露台上的谈话展示了他最无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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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得到这份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这种安排必须得到董事会批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领导变更问题，这是迪士尼公司，其创始人去世还不到20年，之前还从未有过家族以外的人执掌公司大权。我们实际上是要接替沃尔特的女婿，罗恩·米勒，他从1980年以来一直任迪士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由于得到了像卡德·沃克和投资人西德·巴斯这样的人的绝对信任投票，我们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
　　1984年9月24日星期一上午，在斯坦利家露台谈话几星期之后，我驱车前往伯班克的迪士尼公司，开始第一天的工作。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令我非常惊讶。在得到这份工作的匆忙之中，我竞忘了公众对迪士尼公司有多么喜爱，对它的事又是多么关注。这让我感到紧张。多年来，我在公司事务方面一直谨慎从事，避免因太自我或一时冲动而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版，而在几年后就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商业讣告版。当时开车去伯班克的路上，我一直希望我们这对搭档不要出现那种命运。
　　露西尔·马丁是沃尔特的前秘书，之后为罗恩·米勒T作，在公司欢迎我来到沃尔特本人曾工作过的办公室。我在办公室呆了lO分钟左右，弗兰克就高声打着招呼进来坐到了我对面。我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开始和他讨论我们当天要做什么，心想他在谈完之后会出去，但过了差不多15分钟，我才明白他没有要离开这里的意思。
　　我问他：“弗兰克，我们要一起坐在这个办公室吗？”“嗯，是啊，”他说，“我想我们是要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没错，我是觉得两个共事的搭档应该可以在一起工作，但这个做法却使我感到不舒服。我需要有自己的隐私。我把这一点跟弗兰克说明了，并表示愿意去找另一个办公室，把这个留给他。
　　“不，不，”他说着，一下子跳起来，“你留在这儿，我去别的地方。”他选了隔壁房间做自己的办公室。虽然弗兰克那天给人的感觉有政治家般泰然自若的风度，但我，这位别人眼中的创新型领导，却看得m他对开始这样的冒险确实有些紧张。我喜欢他这样。第一次，我发现他平常人的一面，而这会使我们的合作能够进行下去。因为我知道，具有英俊相貌完美身材的海军的儿子、罗氏奖学金学者的外表下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这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虽然我们并没有共享一个办公室，但那天上午我们走进彼此办公室有20次之多，还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互通信息、交流想法，这种模式在未来十年还会无数次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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