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自70年代结交的老友、公司董事会的资深董事乔·怀特（Joe Wright）曾提醒韦尔说，公司更名为更加面向消费者的旅行者集团可能会有损普莱莫瑞卡已在金融市场界所树立的良好声望，韦尔的回答则更为直接：“说白了吧，是我在金融市场界享有声望，而不是普莱莫瑞卡。”尽管此时的韦尔狂妄自大，但他仍然懂得去奖励那些值得奖励的人。11月，他又授予戴蒙另一个头衔：旅行者集团首席运营官。<br> 除了试图阻止格林希尔把大额资金挥霍在他聘请来的摩根士丹利老友们的身上，戴蒙还要应对另一个让他头疼的高级主管：公司经纪业务主管约瑟夫·潘穆利。潘穆利是一个跟韦尔如出一辙的鼓动家。是那种对团队进行思想鼓动时能把自己感动得流泪的人。但是这位口若悬河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却是个怪异的管理者。他无法把希尔森公司与美邦证券恰当地融合在一起，经纪人也在私下对媒体透露说公司计算机系统有时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官僚作风让人感觉很压抑。<br> 潘穆利也常常向经纪人轻易许诺；但之后又不能兑现——比如保障补偿金。当他因此受到责怪时，他便会施加一些小威胁。不论是韦尔还是格林希尔所常常听到的就是潘穆利要离开公司，并带走之前9000名希尔森公司的经纪人。戴蒙听说了潘穆利发出的威胁，有一天就找潘穆利进行了一次谈话，以提醒他摆正自己的位置。戴蒙说，“约瑟夫，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你第一次跟我说要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想解雇你。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潘穆利回答说，“很好。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br> 最终，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但是戴蒙已经不需要解雇潘穆利了。到1994年夏天，最终韦尔和格林希尔对潘穆利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把潘穆利叫到格林希尔的办公室，告知他被任命为旅行者集团的副主席。从那时开始，戴蒙开始直接管理经纪人这支队伍，开始了他前所未有的繁忙工作。他的助理特丽萨·斯威尼觉得在此期间，她整天连坐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一开始，我从不向他问好，他也不向我打招呼，”她说，“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点才离开。我丈夫是个投资银行家，我比他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曾经一度我都不清楚我和杰米到底还是不是朋友。我这一辈子从没这么辛苦地工作过。”<br> 潘穆利可能猜想公司会像对待扎布那样去对待他。可能会如此，但是韦尔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意识到公司的保险业务可以任用像被辞退的阿特·威廉姆斯那样热血沸腾的领导者，于是他便让潘穆利去管理普莱莫瑞卡的金融服务业。<br> 媒体得出结论，戴蒙的进一步晋升确立了他站到了韦尔的继任者这一位置。戴蒙在《商业周刊》对此事作了评论，言语极具政治口吻，“桑迪还会继续工作很长时间，到时候他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继任者不是我，那也无所谓。”<br> 格林希尔受聘加入美邦已经两年了，所有相关人员都痛苦得意识到引进格林希尔对于公司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韦尔在1994年初赋予了戴蒙重大职权，任命他为美邦希尔森的首席运营官，但这并不能控制格林希尔大手大脚地过度开销。<br> 前一年在香港和北京设立豪华的办事处最终遭遇了代价惨重的失败。格林希尔的团队刚来时带来了新业务，但很快证明他们无法成功地把他们在摩根士丹利的大批老窖户挖过来。对投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当初聘用格林希尔作为奇袭兵的想法，很大原因不仅在于摩根士丹利的人力资源，而且在于其所掌握的大量客户。<br> 此时格林希尔和戴蒙更是屡屡发生冲突，如同挥霍者与吝啬鬼是天生的对头一般。即使戴蒙牢固地控制公司成本，使公司的股权收益保持在华尔街的顶级地位，但是格林希尔源源不断地挥霍公司资金使得经纪人业务部和投资银行业务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戴蒙知道自己是出了名的吝啬，他曾经打趣自己的开源节流政策——询问公司员工是否拧紧了自动厕纸机，保证每次只能拽出一张厕纸。）<br> 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戴蒙并非仅仅靠节约来增加公司收入。他也进行商业投资。例如，在美邦和希尔森合并之后，他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最为先进的经纪人工作站，并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和新服务。经纪人业务的生产力迅猛增长，负净投资流量开始转正，财政收入也随之攀升。对戴蒙来说，能够带来收益的花费可以欣然接受，反之则肯定是不可以的。<br> 格林希尔仍然在四处奔波，但他在每天工作结束后无法发布令人信服的结果，这点成了公司谈论的话题。一个同事回忆道，“我们称他为‘雨人’，他认为这个称号很恰当，觉得那指的是能呼风唤雨的招财者，但事实上我们指的是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扎布是个无能的管理者，但是收拾格林希尔留下的烂摊子简直像是给大象游行表演后收拾残局。”<br> 1995年3月，《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将美邦内部的混乱公之于众，并得出结论说，尽管美邦雄心壮志，但美邦在投资银行业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确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几近绝望的韦尔联系过高盛的乔恩·科赛因（Jon Corzine）以及美林的大卫·科曼斯基（David Komansky），希望他们能通过并购来重组美邦，但是两人对此都毫无兴趣。<br> 与此同时，戴蒙逐渐从格林希尔手里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五月，戴蒙实施了一次被称为“纪念日大清洗”的举措，迫使债券交易部门主管杰克·林尼斯（Jaek Lyhess）以及其他三位员工离开了公司。6月，美邦的情况日益恶化，戴蒙将其在旅行者的首席财务官的头衔让给了海堤·米勒。像当初在韦尔手下工作的戴蒙一样。海堤·米勒很快便从一名助理升为整个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杰伊·费希曼对首席财务官一职觊觎已久，因此事从戴蒙旗下立即转投了利普。一位管理人员回忆说，“从那时起，费什曼几乎忘记了戴蒙这个名字。”）<br> 戴蒙越发不满，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格林希尔。韦尔后来写道，他开始担心戴蒙无法与许多高级管理人员相处，包括弗兰克·扎布、约瑟夫·潘穆利以及鲍勃·格林希尔。“从某种程度上讲，戴蒙似乎与所有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无法相处，”韦尔在《桑迪·韦尔自传》中写道，“就好像这些人是他的威胁。我理解杰米的许多想法，但他不能更加团结地管理公司让我很担忧。”即便如此，韦尔能够看出。结果并不完全如他所愿。<br> 年底，格林希尔知道他该离开美邦了。在1996年1月，格林希尔带着3 400万美元的解雇补偿金离开了公司。戴蒙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的父亲也在公司任职，他给戴蒙打电话并表示祝贺。（父亲跟戴蒙开玩笑说，“如果我有任何不满，能直接给你打电话吗？”）戴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员工就这场昂贵实验的失败致歉。他对经纪人队伍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感到很抱歉。但是让我们继续吧。”<br> （后来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格林希尔之所以未能把美邦证券带入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原因更多在于企业文化而非个人能力。1997年，格林希尔建立了一家同名的专业投资银行——格林希尔公司（Greenhill&Co.）。到2009年，格林希尔其系统地发展为一家资产达20亿，并拥有55名执行董事的公司。他继续进行昂贵的咨询交易。尽管在2008年公司业绩随华尔街其他公司的下降而有所降低，但其收益仍达到2.22亿美元。）<br> 美邦希尔森1996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有所提高。公司严格控制支出，股权收益率在整个华尔街高居首位。当1995年第四季度，戴蒙已经完全从格林希尔手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后。公司的股权收益率就高达30％以上。当年晚些时候，在《商业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戴蒙甚至把之前人们所认为由格林希尔导致的失败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戴蒙对杂志说，“我们拼命做得太多也太快。责任在我，不在鲍勃。”<br> 正是在戴蒙职业生涯的这一时期，他与韦尔最终关系破裂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韦尔只想让戴蒙在幕后工作，他还不想让戴蒙与他分享荣誉。1995年7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两人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韦尔远远地站在戴蒙身后。这让韦尔十分生气。<br> 《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主宰自己的命运——韦尔继承人在旅行者集团步步高升”。尽管韦尔对文章的观点持赞同态度，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看似无意冒犯韦尔，只是在称赞戴蒙的才能，事实上它却是两人关系的重大转折点。韦尔将这篇文章视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越权行为，尽管很明显戴蒙与文章中所选择的照片没有任何关系。琼·韦尔随意地对西米斯·戴蒙提起此事，“戴蒙太过引人瞩目，这恐怕不太好。”<br> 当然，这不过是各人看法有所不同。这篇文章不过是承认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多年以来，戴蒙在公司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责任。内部人士也认为戴蒙当之无愧。毕竟，他确实同一时间在处理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商谈下一笔大生意，还是仅仅关心一下最微不足道的税务问题，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同事们打趣道，每天早上六点戴蒙便开始在美邦四周转转，看看谁已经来上班了。他们戏称此事为“查床”。<br> 尽管在《时代周刊》的文章中韦尔自己也对戴蒙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肯定，但是一位董事会成员暗示说戴蒙是旅行者的核心人物，而不是韦尔，这让韦尔大吃一惊。旅行者集团的一名董事，约瑟夫·卡里法诺（Joseph Califano）事实上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戴蒙经营着美邦”。他还说，“戴蒙越来越成为整个旅行者集团发展的驱动力。”韦尔身边的许多人发现韦尔开始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越来越把戴蒙视为一种威胁，而不是一位盟友。<br> （韦尔的一位前同事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上见到韦尔”，韦尔对此曾经，也永远会感到无比满足。即便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办公室仍然是韦尔，公司管理者以及慈善家所尊崇的圣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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