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品德”这玩意很难量化，从而作出准确的评价。为了蒙混考官，不排除有人刻意掩饰自己，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更何况人性复杂多变，一个好人也难免不会转变为坏人。这样一来，究竟谁的品德高尚，谁敢拍胸脯作出担保？
至于才干的高低也难精确衡量，对于没有做官经历的人来说，个个如同白纸一张。在实行察举的两汉之际，还有考试这样一个辅助性的环节，到了魏晋时代，居然倒退到全凭中正官作出一个模糊评语的地步。总之，既然不能量化考核，必然是没有考核标准，结果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既然品德、才干全凭主观判断，以致成了虚设的标准，这样一来，能够硬性把握的就只剩下“门第出身”了。况且地方官在本辖区内选拔推荐“后备干部”，其视野本来就难以跳出官员子弟的圈子；或者权钱交易，谁给的利益多就选谁的子弟做官，以致入仕做官成了官僚子弟和世家大族的专利，一般的中小地主都难以分到一杯羹，贫寒子弟要想改变命运，简直比登天还难。结果官职名义上不能世袭，但实际上还是走回了世袭制的老路，皇帝能不伤脑筋？
其实，皇帝心目中的理想的选官制度应该是由自己把握选官权。众所周知，用人权是统治者最重要的权力，在实行察举、九品中正制的两汉魏晋时代，皇帝只能在地方官推荐的人选范围内任用官员，这等于让地方官分享了用人权，皇帝当然不会满意。另外，理想的选官制度还应该是一种竞争机制，能对全社会各阶层产生激励作用，凝聚尽可能多的国家成员对朝廷的向心力。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实行的结果让官僚子弟垄断了仕途，他们把人仕为官，视为当然，未必感激皇恩，尤其是把大批的贫寒子弟排除在官僚队伍之外，更让皇帝不能容忍。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困惑，作为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的皇帝为什么希望把出身贫寒的人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呢？
在古代社会里，皇帝当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这不意味皇帝希望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固化为世代相传的特权阶层。换言之，皇帝不希望贫富贵贱永远不发生转化。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经济贫困、地位低贱的人都是大多数，如果不给这些人改变命运的机会的话，他们就可能向命运低头，不思进取，使得社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当然，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可能向命运挑战，但由于备受压制，便只能像陈涉、吴广那样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揭竿而起。由此可见，出于维护王朝长远利益的考虑，皇帝不可能漠视出身贫寒的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问题。
皇帝治理国家真的很难，一人肩负亿万臣民的众望，要摆平、理顺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官职当然不能世袭，但任期制同样烦恼不少；选官不能全凭家世出身，又不能一点不看门第背景；选官当然要注重德才，但如何才能找到衡量德才的客观标准呢？
魏晋南北朝时代结束了，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新的王朝带来了新的气象，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终于取得了突破。隋文帝宣布废除九品中正制，把选官的权力收归已有，开始尝试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到隋炀帝初年，下诏实行分科考试，选拔人才，任用官员，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了。
从此，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不仅摒弃了血缘世袭，也告别了拿虚无缥缈的道德、才干标准来衡量的模式。表面上看，科举制是以学识选官，实际上是根据考试的名次选官。这一制度也难说是最完美的办法，但无疑是最客观、最公正的办法。只要是皇帝的男性臣民，家世清白，没有作奸犯科，不在服丧期内，不分年龄、财富、门第，均可拥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一旦金榜题名，随即人仕做官，平步青云。所有社会成员，不分贫富贵贱，拥有了平等的起点，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公平的选官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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