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库斯克州：
卡楚格斯克区行政处的一民警从区执委会没收的财产中将一个咖啡壶拿回了自己的家。区行政处主任（主管）在未经区执委会允许的情况下将两车富农户的财产运至该行政处。所有被没收来的马匹没有按规定使用，有一部分没有转交至集体农庄，而归区执委会和区行政处使用……
在图隆斯克区，谢拉古尔斯克村苏维埃区执委会全权代表古醒与村苏维埃主席皮尔芬利耶夫（两人皆为联共党员）为剥夺富农，在登记富农户财产清单时将床上用品也列入其中……
在图隆斯克区，加达列伊斯克村苏维埃主席布雷列夫与村苏维埃书记博罗德金（两人皆为党员）一道在剥夺富农户财产时以低价为自己购得部分财物。
在布拉茨克区……民警逮捕了23名家庭成员并将其送上法庭，其中主要是妇女，结果这些妇女被判为期不一的监禁和流放。
在布拉茨克区，民警逮捕了错划分为富农的鲍维尔·科马洛夫。此人在高尔察克统治时期曾参加过游击队，并积极与匪帮进行斗争。在被逮捕后，马蒙托夫、斯杰潘、古良金基莫费伊和维尼琴科（无党派贫农）气愤地说： 他的两个兄弟都被土匪打死，他自己也积极参加了与匪帮的斗争，因家里雇用了一个厨娘而把他当作富农，无缘无故地判刑。判处这样一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庄稼汉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布拉茨克区，因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活动，民警逮捕了费利莫诺夫和其父亲——因诺根基伊。他们是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定罪的。区全权代表在接管此事之后了解到，此事纯属无中生有，他们不存在任何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迹象。费利莫诺夫父子，中农，参加过布尔洛夫领导的游击队，并协助红军正规军与日本人打过仗。在1921年参加了消灭匪帮的斗争。在1922年以前属于半雇农，近来成为中农。1929年12月份因出卖了一副半弓（引者注： 原文如此）而被划为富农户……
在布拉茨克区的库兹涅佐夫村，民警放着隐蔽的富农别列日雷伊因诺根基不抓，而将其老母亲逮捕，后者在法庭上哭喊道：“为什么要审判我这样一个老太婆？房子是他新婚妻子的，她才是主人，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去审判她好了。”
在布拉茨克区，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61条逮捕了沙姆佐娃·叶夫多基娅。其丈夫是林场伐木工，在妻子被判罪后，他从单位回家，找到了检察院、警察局和法院，要求释放其妻子。
类似的审判富农妻子的事例共有20例。
日加罗夫斯克区行政处的民警切库诺夫在卡缅尼村抓了6位老太婆，并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认定她们有罪，即聚众闹事，企图破坏集体化运动。实际上，这6名老太婆只是在参加公社前夕聚集在一贫农家中多喝了一些酒而已。被抓的老太婆在押解人员的护送下从卡缅尼村步行走到了日加洛沃村。社会成分： 2名为雇农，1名为贫农，3名为中农……
2月20日，奥叶克斯克区“五一清晨”公社基层党组织书记格里哥里耶夫在尼科尔斯克村展开了全盘集体化的工作，与代表们一起挨家挨户地宣传：“谁不参加集体农庄，谁家的土地就要被没收，财产就要被剥夺，其家庭成员就要被赶出村苏维埃所辖的地盘。”同他一起进行“集体化”宣传的人还威胁说：“如果没有拉入规定数量的成员进入集体农庄，将被开除出公社。”因批评格里哥里耶夫的行为和工作，后者逮捕了下列农民： 雷科夫瓦西里，中农；茹拉弗廖夫、科奇金、科比扬科夫、伊万诺夫、纳扎连科、扎波罗茨基，他们全是贫农；卡德尼科夫，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分子……
在奥叶克斯克区的哈拉特村，村苏维埃规定： 所有的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之前禁止其将多余的粮食和饲料拿到市场上出卖。
在奥叶克斯克区的叶罗夫卡村曾经是红色游击队员的基地，基层党组织书记丹尼洛夫采夫向社员们发布指示，没收中农米哈列夫的房子，将其迁出，理由是“房子将用作公社的办公地”。
康斯克州：
在伊尔别伊斯克区对富农的剥夺出现了严重破坏法律的情况，在这里不仅生产资料被没收，甚至连包脚布都被没收。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也发生在所有有富农的地区。如在伊尔别伊斯克区的波德疆德村，村苏维埃主席莫兹加列夫斯基（公社委员）在进入富农家之后，首先拿走了放在房间里的衣服和箱子，然后夺走了屋里几乎所有的东西。屋里的果酱、色拉、黄油，一部分被当场吃光，其余的则被拿走。在莫兹加列夫斯基所在的村苏维埃，到处是大包小包的果酱包，此外还有被他们夺来的大衣、裤子和其他个人用品。财物被公社社员私分，并且没有进行任何登记。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州的地区也有发现。
2月20日，尼日涅乌金斯克区的人民检察员涅波姆尼亚希带来一名贫农和一名中农，在回答全权代表“为何抓他们”时，后者回答道：“阻碍集体化运动。”
在尼日涅乌金斯克区的塔雷伊克留奇村，贫农沃尔科夫（红军战士的父亲）住进了被剥夺的富农住宅里。叶尔米谢夫［联共（布）党员、公社主席］进屋后对这一贫农说，希望在24小时内腾空房屋，并提出若不照此去做将把屋里所有的物品都抛到大街上去。
在尼日涅乌金斯克区的忽多叶兰村，区执委会全权代表以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为由将中农出身的切尔诺夫丹尼尔逮捕，并押送至区行政处。经过调查，逮捕理由是莫须有的。切尔诺夫在高尔察克反革命时期因同情苏维埃政权而险些丧命，并多次受到折磨而致残……
在康斯克区的科马罗沃村，村苏维埃主席沃罗别伊带领几个共青团员对当地神甫斯杰潘·波波夫进行了搜查。经过搜查而被掠去的财物有： 外衣、内衣、皮靴等，1磅糖果，41卢布又12戈比的现金。波波夫没有任何逃税的记录。后者之所以被剥夺，是因为他失去了选举权。
在罗日杰斯特维斯克区，在被没收的物品中有日常生活用品、自炊壶、枕头、床单和其他零星物件。在托波尔村，被没收的物品中有5双包脚布和一些儿童衬衫。在这个地区，剥夺的不仅有富农，还有因不从事农业生产而失去选举权的人士，如商人、地方旧官僚等。在伊尔别伊斯克区的马罗夫斯克村，村苏维埃提出还要剥夺15户人家，原因是这些农户没有按清单卖掉自己的财物。这些农户中大部分是月收入不足200卢布的中农户。对他们课以个体农业税只是因为他们是富农的走卒。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拉基托夫卡村，这里有近20户这样的中农户被剥夺……
在阿邦斯克区的博戈莫尔卡村有10户中农被剥夺……
在阿邦斯克区的波克罗夫卡村，中农弗拉基米尔·舒缅斯基遭到了剥夺，理由是他拥有6.56公顷的耕地，交纳13卢布50戈比的农业税。在这一区的阿帕诺克留琴斯克村，个体纳税人特罗芬姆·拉维科夫，其家庭是红军家属，他的儿子被剥夺了财产。在阿邦村，曾从事过投机倒把的赫拉克，因没有从事农业生产遭到剥夺并被确定为第三类富农。在波克罗夫卡村，麦冯基·彼得罗琴科，中农，免交个体农业税，未失去选举权，拥有11.70公顷的耕地，交农业税56卢布，家中有11口人，被剥夺。
鄂木斯克州：
在伊苏尔古斯克区，从指定集合点遣返了84户人家。在这些人中有：
从瓦修基诺村来的塔拉连科一家，该户的主人已因变卖财产而被送往劳动改造营；其余的5人： 母亲和4个小孩，小孩最小的1岁，最大的不过7岁。
也是从该村来的一家5口人： 老头、老太婆、孕妇（有7个月身孕）和3个2—6岁的小孩。
从巴尔斯克村来的还有80岁的老人。
从鄂木斯克指定集合点遣返了12户人家，其中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6人，病人4人，游击队员并且有一儿子在红军中服役者1人，外籍纳税人1人。
在新鄂木斯克区，138户遣送者中有16户是红军家属，并且是中农户。
阿尔雷第五号村……有61名不具有劳动力的家庭成员、残疾人、病人、老人等被列入第三类富农。
在博尔谢尼科尔斯克村……示威的组织者是现役红军战士、中农斯杰潘·瓦西里，他要求释放中农户和游击队员。
阿琴斯克州：
在纳扎罗夫斯克区的多布拉娅村，村苏维埃将一名中农划为第三类富农，将后者的全部财产予以没收并转归集体农庄……
在这个区的上阿达登村，村苏维埃剥夺了中农戈拉什·米特罗法诺夫的选举权并将其迁移。戈拉什一家的收入为473卢布。剥夺其选举权的理由是戈拉什的父亲在革命前是邮递员，而戈拉什本人在两次春播中曾雇人耙地。戈拉什在红军中服役3年半，与弗兰格尔打过仗……
在纳扎罗夫斯克区的安德罗波沃村（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授权村苏维埃主席吉洪诺夫编制清单，剥夺富农瓦西里·普罗宁，在剥夺的过程中拿走了羽绒褥子。见状，3名村苏维埃的成员拿走了枕头、自炊壶和其他东西。在剥夺中，剥夺的参加者还吃了现住在富农普罗宁家女教师腌制的果酱），几个农民学着他们甩卖财物，拿走了车轱辘、马具等。贫农古琴科夫在路上碰上了富农普罗宁，从其身上剥下了皮袄并说道：“你已经穿够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在比林留斯克区的奥尔罗夫村，富农瓦西里·伊柳欣的财产遭到了剥夺。被剥夺的牲畜中有一头上等的种猪，并快生小猪，而就在伊柳欣家的院子里当着众多围观者将猪宰杀，之后猪肉被村苏维埃主席谢金·伊万诺夫和基莫费耶夫·普罗什金分走（两人皆为积极分子）。这一行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在苏斯洛夫区的加日诺维尔申斯克村，突击队员图曼诺夫在遣送富农移民时拿走了马刀、黄瓜和其他物品。村苏维埃主席是同伙……
新西伯利亚州：
马斯良斯克区
在谢维良斯克村……不参加集体农庄的人受到威胁，（区执委会）全权代表罗曼诺夫斯克说：“如果您不参加公社，那我们将剥夺你的选举权，并将你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你们选择吧，要么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要么去纳雷姆边疆区饿死。”
古谢尔尼科夫斯克村苏维埃主席乌沙科夫与村苏维埃成员一起逮捕中农……
瓦新斯克区
2月10日，瓦新诺村村苏维埃剥夺了中农阿克申基亚·德米特里耶维奇·库卡尔采夫一家，同时区执委会全权代表舒米洛夫（联共党员）和公社社员博尔佐夫要他以及与他同住的后母在24小时内搬出住所，同时夺走了他的25普特的粮食……
斯杰普诺古托夫斯克村苏维埃全权代表卡林金，其助手加加乐基诺村村苏维埃成员尤登佐夫“提出要协助村苏维埃成员拉扎列耶夫剥夺应予以迁移的富农的财产，拿走机器、桌子、椅子、桶、牲畜、马匹；不能完成所列项目的将送交法庭。落款为区执委会春播运动非常全权代表卡林金。2月25日”。
在扎维亚诺沃村，该村的苏维埃主席未经区执委会的确认，剥夺了该村公民、富裕中农户沙基延科的所有财产和25卢布的现金。沙基延科交纳了个体农业税，未被剥夺选举权。
2月22日，奥新斯克村苏维埃主席涅克拉索夫伙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以私人名义迁移和没收了曾为联共（布）党员的中农户安德列·布斯诺夫斯基。从布斯诺夫斯基处夺走轻便小车、马匹、粮食和其他财物，还从他身上搜走25卢布现金却不知用于何处。
2月26日，在尤尔塔赫村，在剥夺富农西佐夫的时候，以村苏维埃主席伊戈尔·法捷耶夫为首的一伙村苏维埃成员夺走了包括金手镯、戒指、450卢布的现金、衣服、亚麻布，直至手套和牛奶。
热尔托诺金诺村的全权代表科维谢尼科夫未经区执委会的批准剥夺了3户农民。财产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甚至包括洗脸盆和皮靴。波波夫·费多尔·普罗托夺走了箱子、小甜饼、3张披肩、7块麻布、大衣、亚麻布、皮靴、自炊壶、一普特半的稠李、洗脸盆等。
科雷旺斯克区
科雷旺斯克区执委会将一名有三个3—10岁儿童的妇女送到巴克新斯克监察通行站。查问身份后得知，这名妇女是从科雷旺区的波德戈尔诺村来的，名叫费多西娅·格尔金谢娃，丈夫曾是一名投机商，1926年离婚后与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区执委会全权代表维哈列夫将富农们叫到自己跟前并要他们交出现金。维哈列夫从下列富农那里获得了现金： 从安娜斯塔西娅·巴斯特里科娃那里得到5卢布，科瓦诺夫尼古拉1卢布，科茹罗夫5卢布，尼基塔·巴罗赫金30卢布，鲍威尔·伊万诺夫4卢布。收取现金后他没有开具任何收条。沃罗别伊村苏维埃成员普鲁德尼科夫——当地的一名中农教师，在向迁移富农索取现金时，没有说明用于何种目的： 从女富农阿芙多基娅·雅库谢娃处索取25卢布，后者称身上没有带钱，普鲁德尼科夫则向她的丈夫说道：“去找邻居借，如果他不给，就骗骗他，必须把钱弄来。”雅库谢娃没有这样做，而让丈夫弄到25卢布并交给了普鲁德尼科夫。没有留下收据。
在迁移富农Н.И.卡巴诺夫时，登雷什金斯克村苏维埃成员别良耶夫和沃罗宁剥夺了茶勺和叉子。村苏维埃主席要他们归还这些东西，但别良耶夫和沃罗宁没有照办，仍将其据为己有。
在将富农Ф.Н.切尔尼金从特诺宾诺迁移的时候，村苏维埃成员А.申切科、Ф.普罗特尼科夫、А.В.涅克拉索夫将三副鞋掌、两副鞋垫据为己有。当切尔尼金请求归还鞋掌和鞋垫时，这两位村苏维埃成员回答说：“还穿什么鞋，到了原始森林就要打赤脚了，上帝会用自己的心灵去温暖你们富农的。”
在将富农费多尔·维尔申尼从冈达乌罗沃村迁移的时候，该村村苏维埃书记员科兹罗夫将4套茶具、3个盘子、1个闹钟据为己有，并拿走了食品。维尔申宁叫自己的女儿到科兹罗夫家要回东西，但后者将她赶了出来。
在将富农格列布涅夫迁移出冈达乌罗沃村时，当地民警兹瓦罗夫和采购员雅科夫列夫从老太婆（估计是格列夫涅夫的母亲——注）那里夺走6卢布，没有说明用途。
在迁移尼日涅特罗伊茨克村原神职人员罗巴耶夫时，村苏维埃成员切列巴诺夫·米哈伊尔和斯科尔尼亚科夫将各种家具、卷心菜和2普特面粉据为己有。
尼日涅特罗伊茨基村苏维埃将迁移的女富农久兹娜叫到办公室，在场的村苏维埃主席斯科尔尼亚科夫想从其头上扯下披肩。久兹娜吵了起来，没有交出披肩。
在迁移富农科夫林金一家时，村苏维埃主席米赫耶夫剥夺了其所有的东西并在村苏维埃办公地进行拍卖。在拍卖中没有人买自制的腰带，于是米赫耶夫将其据为己有。在拍卖之后，富农科夫林金的妻子和5个孩子坐上了无座雪橇，在到达切列姆上卡车之前，所有的孩子们都冻僵了，不得不用汽油摩擦来恢复知觉。科夫林金娜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只好将她和孩子们送回。
来自冈达乌罗沃村的女富农塔吉扬娜·叶若娃在雪橇下放了一个垫子，村苏维埃成员看到垫子的质地好，就将其据为己有，还从车上拿走了自炊壶。
村苏维埃成员叶罗菲耶夫和切尔诺夫从来自冈达乌诺沃村的女富农手上摘下了订婚钻戒……
卡缅斯克州：
在卡缅斯克区的戈诺霍沃村，有两名中农被划为富农，其中А.А.朱可夫被划为富农的原因是他没有参加集体农庄而参加了自愿者劳动组合。
在扎维亚诺夫区的奇斯托奥热尔卡村，村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讲述了他如何剥夺富农沙罗夫的：“当晚我们来到他家，一名女红军战士抓了一件大衣并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我要求她把大衣脱下，她拒绝，我便将她摁在地上，强行将大衣脱下。在撕扯中，她叫着并已袒胸露背。”第二天她穿上了毛茸茸的狗皮靴子在村子里转悠（她的丈夫在红军部队中是超期限服役兵）。
第二组事例： 在扎维亚罗夫斯克区的杜布罗维诺村和格鲁博基村，富农穿着单衣被赶出家门。而在格鲁博基村则发生了如下事件： 联共（布）基层党组织书记阿基姆·卢基扬切科在驱赶富农楚帕兴而遭抵抗时，将一周岁的小孩放到院子里的雪地上，并将家里其他人都赶了出来。小孩的母亲没在家，过了一会儿，小孩才被邻居尤日科娃抱走。
……
在苏容斯克区的塔拉达诺沃村，集体农庄庄员伊万·罗赫曼诺夫、康斯坦丁·科尔申诺夫和雅科夫·帕鲁诺夫也这样宣传：“如果你们再不加入，我们还将剥夺70户，并将他们扫地出门。”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А.：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 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с.4748.
以上五花八门的剥夺富农的行动可以归结为： 打击对象模糊不清，侵害中农、红军家属、工人家属的现象非常严重；剥夺规章形同虚设，有的村苏维埃领导人甚至把剥夺富农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剥夺手段不仅简单、粗暴，有的近乎野蛮；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预期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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