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进川，1974年生，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政治与社会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先后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013）、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201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基金项目（2011）。出版专著《传媒治理论》（2009），并在《现代传播》、《中国青年研究》、《国际新闻界》、《传媒》、《新闻界》、《理论前沿》等公开发表近30篇学术论文。
　　现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政治与社会管理、传媒社会学。

　　《中传社会学书系：微博传播与社会管理》的第一章“方法之辨”，不过是这一研究取向的重申。本章主要就近些年有关传播现象研究中几个特别关注的方法（视野）进行了分析，这势必为接下来的微博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二章“相关观念”。界定了社会管理的含义，并从主体维度、对象维度、过程维度和行动维度进行了完整把握；分析了社会学的社会问题观，并指出：社会问题事件（包括微博事件）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弱势群体是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本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特征进行了确认，并就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传播增权指的是主体通过传播实践机制增加人的效能，有利于人们实现对处境的控制，本部分主要综述了中西方（特别是西方）关于传播增权研究的基本概貌；媒介施政是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利用传媒进行管理、控制和提供服务的一切行为，它在中国的兴起有其独特的背景，并承担着积极的功能，但也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时，这些观念也是思考微博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微博契机”，首先梳理了传统媒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概况，而后具体分析了微博如何通过重组公众、塑造中国政治生态，契合了社会管理的组织化需求。
　　第四章和第五章将社会管理的主体分解为政府、传媒、公共人士和一般公众，分别分析了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运用微博的现状及其问题、基本管理思路，同时也针对微博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一些重要的社会管理做法进行了把握。
　　《中传社会学书系：微博传播与社会管理》的结语部分认为，微博作为新媒体形态的代表之一，在中国有其独特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但与微博有关的社会管理工程建设受制于机遇政治，也需要更多具有公共性的新媒体的介入，并就相关议题进行了分析。

　　《中传社会学书系：微博传播与社会管理》：
　　目前，传播学者普遍注意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关于民族志的论述，但很少注意到他本人属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代表，并由此带来的局限。来自人类学者的批判性反思认为，该派别强调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放在文化事实或分立群域的整体中考察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导致了其偏重共时性剖析，对历时性的缺失和对社会变动（包括社会冲突）的忽略。这些反思者还发现，分立群域的研究主张虽然肯定了小型的研究对象（特定社群）的意义“在于其本身”，而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但却导致了无法实现大的空间跨度。因此，他们倡导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适合大型社会建构的方法，以使研究具有空间跨度和时间深度。同时，他们也认为不能忽视“大传统”在民间“自上而下”的重新阐释和意义改造现象，力图以充分的地方描述，体现大社会的特征与动因。或者是主张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下考察国家向社区的渗透，以说明社会力量的多元发展，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差异。这些反思性的观点如果从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知识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良性互动来看的话，对于今天的传播民族志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此外，传播民族志研究中是否应当对研究者所在社会的流行观念以及对研究者本身的内在理念进行反思，以建立起更广泛的主体对话？一些研究者宣称“深描强调了被研究者、研究者和读者三方之间的联系，目的是寻找各个主体对某一现象的对话和理解”的乐观观点，但鉴于读者本身的多样性以及背景的复杂性，这个观点显得过于理想化。也许在民族志研究中，主张“包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交流及人类学知识形成过程的描述，而不是绝对地排斥研究者的声音描述”的观点更具现实性。但倾听研究者的声音并非主张过度阐释，而是理解研究者“如何理解的”。因为在现象社会学看来，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理解是主体间性的理解，它不是纯粹的被研究者的立场，也不是纯粹的研究者的立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理解。在emic数据（一个自然的或者固有的形式）和etic数据（表现了研究者对情况强加的看法）之间，“它作为从emic向etic移动，然后再来回地循环的过程”。因此，获得地方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理解和发现的过程。现有的传播学相关研究虽未对此加以明确，但已经有人进行了初步尝试。约翰逊（Johnson，k.）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与被访者的访谈设定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一般性问题，第二是更深入的，第三是根据前两次访谈得出结论，将结论反馈给被研究者，倾听他们对此的解释和回应。很明显，第三次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交流及人类学知识形成过程的描述”。
　　当然，传播学者自身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莫利就承认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定性研究的访问和民族志调查”，他首先表明了自己选择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主张方法论相对主义，而不是方法相对主义论。后者受到后现代或者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所有的方法解决特定的问题都是一样好。而方法论相对主义则认为，针对特定问题，“总会有一些方法比另外一些方法好”。这也是他在“家庭电视研究”中放弃问卷调查，选择民族志进行研究的原因，目的是获得细微的微观活动的描述。
　　……

第一章 方法之辨
第一节 传播、政治与社会政治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
二、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
三、富媒体，穷民主：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四、社会政治
第二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体改革运动
一、媒体改革运动概念
二、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
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四、深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
第三节 互联网与群体性事件
一、“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新媒体事件”
二、当下研究的基本现状
三、未来研究的选择
第四节 传播民族志研究
一、民族志研究的目标
二、地方知识及其二重性
三、获得知识的路径
四、对民族志研究的反思

第二章 基本观念
第一节 社会管理
一、三种代表性观点
二、社会管理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社会问题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理念
二、作为社会问题的弱势群体
第三节 传播增权
一、传播增权概念
二、传播增权研究所属领域
三、传播增权的路径
四、传播的增权效果
第四节 媒介施政
一、媒介施政的含义
二、媒介施政兴起的社会背景
三、媒介施政的社会功能
四、媒介施政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微博契机
第一节 传统媒体的参与分析
一、社会问题与传媒报道
二、传媒与弱势群体
第二节 微博参与的可行性
一、从微博到“微博中国”
二、微博重组公众
三、微博形塑政治生态
四、社会管理的组织化需求
第三节 公共人士微博的管理
一、公共人士与微博舆论领袖
二、公共人士微博管理的思路
第四节 公众微博的管理
一、公众批判的合理性
二、公众微博的监视行动

结语：微博、机遇政治，及其他公共性新媒体
一、微博发展与机遇政治
二、从微博到社区手机报
附录 与媒体的对话
采访一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生代
采访二 新媒体背后的人性和情感
采访三 京东大战当当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