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全球性风险也赋予科学和政治以反思性，正是这种反思性使科学和政治决策成为风险制造者的同时也具有了应对风险的能力，并成为风险社会自我重建与发展的原动力。贝克认为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不是消极、悲观的，相反，它正表明了工业社会的成熟及全面发展，并通过反思性现代性重建自身。“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因此，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标志着工业社会开始全面反思自身。在经历了从蒙昧和宗教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理性化之后，人类开始了第二次理性化的过程。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性和启蒙理性的“成熟”。
在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的历史区分上，吉登斯与贝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吉登斯认为我们已经从一种“简单的”现代社会模式转移到一种“反思性”较强的模式上。但与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不同，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激进的现代性（radicalModernity）或晚发现代性（lateModernity）。吉登斯认为，我们上辈的社会仅由一种“简单的现代化”所构成，而今天，我们则进入了一个“反射性现代化”的时代，即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和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同时，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的晚期或最近时期看做是“激进的”并承认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传统和自然界的日益被侵蚀。现代社会的激进化意味着被迫以一种反射性较强的方式生活”。但“反射性现代化就现代社会晚期做了一定的说明，……因为简单的或线性的现代化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东南亚，起码到最近为止是这样。在西方和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则具备了反射性现代化的条件，因为在这里，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本身都牵涉到什么的问题”。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更加强调制度化风险。吉登斯用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的制度性维度来刻画现代性：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以及监督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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