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日、2日，“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韩国的1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四库提要研究、《四库全书》本研究、四库全书馆与四库七阁制度研究、《四库全书》与地域文化研究、《四库全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并现场观看了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
论坛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扬州文化研究会、广陵书社协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承办。翁同稣纪念馆、鼎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图书馆研究》编辑部对论坛提供了资助。
会议期间，南京图书馆举办了馆藏四库底本特展。
论坛由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课题组具体经办。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江学者程章灿教授亲莅会场指导并致辞。现征得安平秋教授、程章灿教授同意，将他们的会议致辞作为《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代序。
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
从《四库全书》纂修看乾隆整顿政治秩序
从《四库全书》纂修看乾隆整顿政治秩序
张宜弘
（太原市图书馆，太原030024）
摘要： 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进入了全盛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在他的主持下，由纪昀、陆锡熊等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其纂修背景、纂修思想、纂修过程以及对著作的选删标准等，无不体现了乾隆帝的治国理念和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和构建。本文从“王锡侯”案和“徐述夔”案着手介绍了乾隆帝整顿政治秩序的情况，旨在通过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
关键词： 《四库全书》整顿吏治政治秩序
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征书时开始算起，历时近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方才编定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纂修既是康乾盛世下文化繁荣的产物，同时又是乾隆帝从政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投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中期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对政治秩序的构建。
1736年乾隆帝刚刚继位时，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已近百年。此时，王朝初期的朝气与活力早已丧失殆尽，乾隆帝在继位初期迎来的就是鄂张党争的局面。至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之时，清朝官僚机器已然僵化，乃至于乾隆三十七年下令各直省督抚开始征书之时，百官受文字狱影响竟无人响应，只有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谕旨，时隔半年后，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复道“黔省无可采书籍”。面对此种局面，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乾隆帝为宣扬自己文治武功的形象工程，同时也是其整饬吏治的重要措施。
一、 朝廷对纂修伊始往返迟滞的斥责
乾隆帝在乾隆三十七年首次下诏令直省督抚、学政加意购访书籍，一般被视为是纂修《四库全书》的发端。在乾隆帝三十七年的谕旨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我们似乎只可见乾隆帝至意念典勤求，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之意。
但征书谕旨下发之后犹如石沉大海，并未惊起半点波浪，各直省督抚、学政似因前期文字狱的影响深恐获罪于己而并未奏覆，只有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谕旨后时隔半年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复道“黔省鲜有撰述，可邀圣明采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时，乾隆帝面对各省督抚学政“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的无人上奏局面时，似乎并未在意，仍下旨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采买刊书梨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这表明乾隆帝似乎执意要纂修一部“沿流溯源，悉载全文”的丛书，并未根据臣工的“不反应”而改变。
而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再次下令催促各省速行征书，在十月份谕旨中乾隆帝认为此事所办“殊为推迟”的原因出于臣工的怠慢。因此其在谕旨中说道“或各督抚等因前后适遇调任，受代因循，未及悉心董率，又或疑陈编故册，非如民生国计为刻不容缓之图，因以奉行具文，徒致往返迟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页。，并专门指出北五省与江浙地方为书籍最多之地。
乾隆帝十月份谕旨下发后随即得到各省督抚的响应，山东巡抚十月三十日收到谕旨，十一月初三日遵旨覆奏“数月以来，据各属缴到书籍二十一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页。，直隶总督十月二十七日收到，十一月初七日覆奏“通行各属，于所在地方加意搜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湖北巡抚十一月十三日收到，仅隔一天在十一月十四日就回复到“臣查本年三月接奉谕旨，当即檄行各属加意访觅，兼就郡邑志乘，广为查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各省督抚、学政在收到乾隆帝催促购采遗书谕旨后，至多不超过一个月，短则一日（湖北巡抚陈辉祖）即立刻回奏。关于所办迟滞的原因，各省督抚均解释为“部帙无多，恐未周知”，如直隶总督上奏“伏思一省之大，搜罗日久，仅只得书四部，且卷帙不多，恐属访求未遍，是以暂缓陈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页。。
此后，各省督抚虽纷纷响应乾隆帝访购遗书的号召，但其所采进书籍大多均为聊以塞白。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旨当中，乾隆帝说道“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68页。。为此乾隆帝在上谕中痛骂臣工“因循搪塞”，各省督抚“视为具文”，地方官“奉行故事”。乾隆帝认为各省观望不前的原因在于：
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在此道谕旨当中，乾隆帝指出官僚机器僵化的原因，各省督抚均恐所献书籍违碍，从而降祸与身，因此畏首畏尾。此时乾隆帝极力渲染自身“办事光明正大”，认为藏书家收藏其书为“甚无谓也”，在“违背忌讳字面”一事上，只是“文人著书立说”不关政治，就是“字义触碍”也只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同时软硬兼施，向天下臣工说明，如果此时不上书的话，那么之后性质就转变为“有意隐匿收存”，随后乾隆帝再次点明江浙大省，并给予半年为限。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第一次令各直省督抚学政访购书籍，此时无人奏覆或时隔半年方为奏覆，这说明此时各省督抚并未将访购书籍一事放在心上。随着乾隆帝的再次降旨，各省督抚虽纷纷回应，但所采进书籍却寥寥无几，大多均为聊以塞白。地方大员此前长时间的无人回应和乾隆帝催促办理之后均于短时间内纷纷响应，但访购书籍却寥寥无几的情形，都显示出地方大员往返迟滞、空言塞责的局面。纂修伊始就令乾隆帝大为恼火，同时乾隆帝也借此看到，随着王朝的兴盛，官僚机器正在逐渐僵化。为此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不断整饬吏治，构建由清廷主导的社会秩序。
二、 “王锡侯案”，朝廷对空言塞责之申饬
“王锡侯案”是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事件。因主人公王锡侯在其撰写的《字贯》一书中没有对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名讳缺笔避讳，而于乾隆四十二年被其仇家向时任江西巡抚海成告发。
在王锡侯《字贯》案中，王锡侯以一介举人的身份引得乾隆帝雷霆大怒，认为其罪不容诛，乾隆帝如此震怒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庙讳名字“悉行开列”，更是因为办理此事的海成在审判时仅仅是将王锡侯“请革去举人审拟”。海成此举引得乾隆帝的不快，并痛骂海成“双眼无珠”，全无尊君敬上之意，对其一再传旨申饬：
海成既办此事，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黏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一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8页。
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以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且折内尚称其书并无悖逆之词，是海成视大逆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天良澌灭殆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2页。
乾隆帝之所以对海成如此震怒，首先是乾隆帝认为海成并非实力查缴违碍书籍，王锡侯此书并非古籍而是正在刊行者，但此前海成未能查缴，这证明海成此前办理仅仅是空言塞责并未切实办理；其次，当案情发生时海成并未切实检查此书，一切委之劣幕，仅凭庸陋幕友处理；最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海成切实检查此书而并未上奏王锡侯大逆不道之举，那么海成就是将大逆不道视为泛常，全无尊君敬上之心。此书开卷即见王锡侯大逆不道之法，而海成仅认为其狂妄不法“妄行著书立说”，只将其革去举人。因此不管海成是否切实检查此书，在乾隆帝心中其均确属办事不力、空言塞责。
王锡侯《字贯》一案，其最终结果是王锡侯被从重治罪，海成革职，交刑部严加议处，对江西省藩臬两司一同办理，对书内代为出资帮刻之人概免深究。对题诗的侍郎李友棠认为其“身为大臣，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即属丧心蔑理，伊复何颜忝列缙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8页。，将其革职问罪。对王锡侯其余文本题诗的史贻直、钱陈群，认为其如果尚在则“自当向其究问”，而如今二人身故则不必深究。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在追查王锡侯《字贯》一案失查人员时对案件所属地方府县的态度。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时乾隆帝认为“至该管府县于所属地方更为亲切，乃任该犯肆行刊刷流传，漫无稽察，其咎应较司道为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69页。。而正月三十日，在继任巡抚郝硕上奏地方府县失职人员名单时，乾隆帝却认为：
其历任失察之知府、知县，更非两司可比，其中并有现经升调离任者，若如郝硕所将伊等悉行革职治罪，是因此一事而通省罢斥多员，又非朕所谓不为已甚之意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74页。
乾隆帝一月之内连下两道旨意，但两道旨意在追究府县之过时，表达的意思却截然不同，对所属府县处罚时由重到轻，对海成的追究却是一如既往的严厉。乾隆帝之所以如此严惩，恰恰说明，王锡侯《字贯》一案的发生，乾隆帝的大怒不仅仅在于其书内开列皇帝庙讳和姓名字样属悖理狂诞、大逆不法之事。更重要的是在于海成的身份，以及海成对此事的处理。
海成和一般大臣不同，其系满洲世仆，在开始查办违碍书籍时，乾隆帝谕旨内就特别强调海成系满洲大臣“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在查办违碍书籍当中，海成是乾隆帝缴呈应毁禁书的得力干将，在查办过程中“传集地保，逐户宣谕”，缴呈书籍多达8000多部，而仍怕不能搜买净尽上书请求展限，乾隆帝又夸赞其“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2页。，但如此一位股肱之臣，对此事的处理较为宽松，面对《字贯》案时仅仅是请将革去“举人”身份。
其中的原因无论是其视大逆为泛常天良澌灭殆尽，还是其并未寓目，仅凭庸陋幕友随意黏签，这两种情况都是乾隆帝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不论海成前期对查缴违碍书籍有多大贡献，此时都要着重处罚海成。这也是乾隆帝构建其主导的文化、政治秩序的关键步骤。
在纂修《四库全书》刚开始的过程之中，鉴于前期的“文字狱”，在此次征书及查办违碍书籍当中地方大员却恐波及自己，所以在前期征书的过程中表现“疑畏”，基于此种情况，乾隆帝在下谕查办时一再宣称自身做事光明正大，“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又何所用其疑畏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但就是这样，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下发查办违碍书籍谕后，至十一月除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屈大均悖逆诗文外，江浙等省等均称“查无违碍书籍”。面对“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和地方官员的政治诉求却并不相同，乾隆帝是要借此机会完成构建以其自身为主的文化、社会秩序，而地方大员的诉求首先在于保护自身，其次是加官进爵。乾隆帝深刻理解地方大员心中的想法，为求上下一心，切实办理，乾隆帝在下诏查办时就不断强调朝廷这个共同体，加强皇帝与边疆重臣的联系。在谕旨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高晋、萨载、三宝、海成、钟音、德保皆系满洲大臣，而李侍尧、陈辉祖、裴宗锡等亦俱系世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但乾隆帝不断恩赏大臣以此强调朝廷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地方大臣绝对遵从自己的权威，贯彻执行自己的旨意。
因此，乾隆帝随后对《字贯》案中作者王锡侯及所属府县处罚从宽，却对封疆大臣严加斥责的命令也就不难理解了。乾隆帝对本案中罪魁祸首王锡侯由“应照大逆律问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8页。，转而从宽改为“斩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8页。。但是却对边疆重臣海成革职，发配边疆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王锡侯《字贯》案后，泰安县民王仲智收藏不法书籍一案中，内阁国泰审办时拟将王仲智比照大逆律问罪，乾隆帝认为殊属过当，认为“各书并非该犯自造，较江西逆犯王锡侯之罪轻重悬殊，即照左道异端邪术律拟罪，已足蔽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3页。。并申明波及诸人，未为允协。湖南巡抚李湖有鉴于王锡侯《字贯》一案，在发现黎大本《资孝集》书中“将伊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44页。之后，立马将其压赴省城彻底追究。对此乾隆帝奏折中回复到此事“并非狂悖不法，如王锡侯之显肆悖逆者可比”②。
在此二案中，乾隆帝均认为官员所办过当，表达了不宜株连多人之意，这反映出乾隆帝统治怀柔之术，并不想让事件继续扩大化，株连多人，也即乾隆帝经常标榜的“不为已甚之意”。乾隆帝在构建文化秩序中重视大臣、强化大臣与乾隆帝之情形，由此也可见之一斑。同时也反映出随着王锡侯《字贯》一案的结束，乾隆帝只想凝聚皇帝与大臣的共同体，但不为已甚之意的前提是大臣能深刻领会乾隆帝的意思。反映在“文字狱”办理一事上即切实办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因此国泰和李湖所奏案件处罚力度大转而会令乾隆帝从宽处理。
在纂修《四库全书》当中，乾隆帝构建文化、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就是加强与大臣的联系。因此乾隆帝借往来于中央和地方的案牍，表达乾隆帝构建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对大臣的褒扬与处罚之中，加强大臣尊君敬上之意，强化大臣与皇帝的凝聚力，使得上下一心，办事高效。在“王锡侯案”中对王锡侯和地方府县均从轻处罚和随后案件中的宽大处理以此对比乾隆帝对海成的着重惩罚其目的就是要“使为封疆大臣空言塞责者戒”。
代序一
代序二
四库学研究
从《四库全书》纂修看乾隆整顿政治秩序
“四库分类”中“易学两栖”现象之再检讨
——以《左传》“占卜”实践演进为中心
清代前期宗教政策的学术映射
——以四库提要“释家类”为例
朱筠上开馆校书折子原因与折子条目试析
纪晓岚何以被称之为“一代文宗
简论私家藏书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文源阁与《四库全书》
编写二百年来<四库全书》研究论著目录的设想与实践
——兼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
《四库全书》本研究
《四库全书》底本删改研究
——以《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为中心
稀见四库存目书七种简述
论汪氏振绮堂四世藏书及藏书目录五种的编纂
洪刍《香谱》佚文考
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春秋五礼例宗》差异悬殊
《国语》四库荟要本校勘记疏补
魏鹤山治学特色管窥
——《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本《鹤山集》比较研究
《翠屏集》版本考
明朱升《尚书旁注》版本勘误
《续修四库·集部》作者分布及原因的可视化分析
四库提要研究
《四库提要·经部总序》“公理”义初识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属源流考
《四库全书》中《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梳理及考证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礼器图发展演变之总结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尔雅注疏》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易纬”提要辨证
《四库全书总目》佛教讯息探论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提要点校辨误
张维屏与翁方纲及《四库提要》
四库提要尚书类辨证七则
《四库提要》本校法讹例录述
——以史部提要为例
四库宋人别集提要辨证四则
《四库全书》集部提要订误十二则
余氏《四库提要辨证》订补三则
文献学研究
太极图和中华法系的初期形态
取镕经意铸伟辞，骈俪勾连新风雅
——《诗经摘艳》刍议
宋朝会要考略
小议黎恂《千家诗注》与俗本《千家诗注》
南图藏四库底本上的私家藏书印
古文献学入门读物管见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