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事丛书：后人口转变》：
这样一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197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转变都是有启发作用的。我们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实施对于生育率转变的突出影响，更应该认识到政策因素对于生育率水平的影响正逐步降低，市场的力量改变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构成影响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因素。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这些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仍然对生育率继续下降发生影响。在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有三个方面因素需要特别加以强调。
第一是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就业增加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推迟了女性婚姻和生育的时间。女性的生活空间从家庭生活扩展到更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使家庭生育不再成为女性生活的唯一和主要目的。女性经济和社会参与也使女性在家庭活动中的决策地位提高，这也被多项实证研究证明对降低生育率有显著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竞争的加强，生育和子女抚育的成本提高很快，生育的机会成本有显著增长，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使得人口的家庭生活时间减少，家庭会倾向于减少生育决策以适应更加紧张的现代生活。
第二是婚姻模式的转变。婚姻与生育仍然存在密切关联，现在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而相关联的是人们的结婚时间越来越晚，生育的年龄也越来越晚，最终使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影响着他们婚姻模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生育行为。人口的初婚年龄提高、人口的平均结婚年龄提高，都会影响生育率水平。另外，当前中国婚姻市场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比如剩女现象的出现和增多，丁克家庭的出现和流行等。而所谓“剩女”，实际上是高龄妇女的未婚率提高，所谓“丁克”是夫妇双方的婚后生育率下降，这些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生育行为。不仅人口的结婚率下降、终身未婚率提高，同时社会的离婚率还在提高，弱化了家庭形成，并因此对生育水平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是快速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我们对于迁移流动人口有一种印象是“超生游击队”，似乎迁移人口的生育是很高的，但实际上迁移人口的生育率是更低的，不但低于人口迁出地，还总体上低于城镇人口生育的平均水平。迁移流动人口因为处于务工经商的发展时期，他们有更大的倾向控制生育行为来谋求发展。另外，迁移流动实际上带来家庭的分离，例如我国当前出现5000万的留守妇女，家庭分离也必然后影响到人口的生育水平。近3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保持快速增长、人口迁移不断增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影响生育率下降，并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
从我国1970年代以来出现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来看，超前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的人口转变很大程度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政策因素甚至具有更大的解释性，但是199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弱，而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下降和自觉生育决策控制的影响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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