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敏，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硕士、博士。北京上智编译馆馆长。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2002年8月3日创立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1辑）》是现代天主教学术研究的论文合集，主要包括现代文明中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研究、著名神学家神学思想及其事迹研究、中国大陆天主教地区发展历史、天主教文化交流理论研讨等四个方面。

　　1773年耶稣会在欧洲被宣布解散，法国遣使会接管耶稣会在华的全部事业，1775年解散令到达北京。这一消息对在华耶稣会士打击巨大，甚至有研究认为刘松龄等人是因此事“气愤而死” 。刘松龄在1774年中风或去世前是否得知耶稣会遭解散的消息，目前已无从得知。回顾双方的交往，它随着时间的变化经历了从礼尚往来到先之以诚礼，再到强请一见和最终的称病不见的显著变化。洪大容曾指出：“近年以来，洋人益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
　　双方交往的逐渐恶化值得引起关注。刘松龄为何不愿与燕行使交往？是朝鲜使臣的原因，还是耶稣会士自身的因素，亦或是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宗教政策所制约？洪大容认为燕行使臣自身的素质是引起对方产生反感的一个很大原因，他说：
　　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西洋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为使者利其贿，喜其异观，岁以为常。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其馈而无以为报，又从行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
　　素质不一、利其贿、多不以礼、受赠而不回礼和摩弄器物等不佳表现导致了耶稣会士的拒绝交往，此评论得到黄时鉴、陈明、罗乐然等学者的认同。 对于这里提到的“尚夸诈”现象，《湛轩燕记》亦有提及：译官洪命福在刘松龄面前称赞洪大容不仅精通天文历象诸法，且还擅于天文仪器制造。面对责备，洪命福却答以“不如是，不可以动其心，尽见其奇器异画” 。同时《湛轩燕记》里也有燕行使贿赂监官的记录：“诸译亦云年前东人厚赂监官，登眺而归，其后事发革职。由是禁人益严云。”
　　从时代背景来看，或许还与清廷的天主教政策有关。天主教在18世纪遭到了清政府的严厉禁止。由于礼仪之争的继续和罗马教廷的干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下令禁教：
　　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其后禁教政策趋于严厉：雍正帝即位次年（1724年）便正式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乾隆时期严禁在京耶稣会士凭借供职钦天监之便传习天主教，晚年更是在全国发起了查禁天主教并搜捕教徒。刘松龄等耶稣会士是因其历法、测绘和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才能而得以在钦天监为清政府服务。 法国学者胡白石（Pierre-Emmanuel Roux）认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是不允许与当地人有任何接触的。 若情况如此，公然与燕行使交往或许更为清政府所不满，于是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只能秘密进行。或许，刘松龄等人便是迫于清政府愈趋严厉的天主教政策和政治形势而拒绝交往。
　　从传教士自身来说，这或许还有因禁教而导致的未能公开传教，进而导致传教效果不佳的因素。对这些不远万里东来传教的耶稣会士来说，传教是其首要使命，禁教的现实使得公开传教已     不被 允许。刘在1743年的一封信中便已透露道：
　　每次与教外人语，不特不将教法隐秘，辄纠正其错误，说明吾教真理。来堂过访者，对于堂中绘画有所询问，吾人必为之详细说明。听者虽乐闻吾辈言，然因而入教者甚稀。
　　或许，没有多少民众因耶稣会士们的细致引导和耐心讲解而受洗入教，加之当时的严峻形势，刘松龄等人在见与不见，交往与不交往之间毅然选择了“称病不出见”。
　　同时，刘松龄个人的身体情况亦应考虑在内。前已述及，刘松龄以生病为由拒绝了严璹等人的交往请求，但在1773年严璹到达北京前数月，刘松龄便已上书请求“休致”。其在上书中写道：
　　但臣今年七十有一，身虽不常病，目亦未尽花，惟精神渐消而步履艰难，近年犹能勉力行走，迩来日益衰弱，时觉足力竟不从心，实有不能随班行走之势，寤寐不安，用是日臣敢冒渎天听，据实陈明。
　　乾隆皇帝却以“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 回之。可见，刘松龄的身体状况当时已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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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赵建敏
信仰、理性和想象：21 世纪的神学与哲学研究 / John Milbank 著 白 虹 译
当代哲学与天主教神学 / Ermis Segatti 著 王莹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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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松和《永恒之父》通谕，以及21 世纪天主教哲学 / Desmond J. Fitzgerald 著 周 爽 译
马里坦和罗纳根论天主和人的自由 / David B.Burrel, C.S.C 著 周 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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