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造物思想研究》：
从秦汉到隋唐的魏晋，分裂动荡的社会局面造就了文化与艺术，特别是宗教文化的繁荣。其造物强调人物品格和个性的流行。谢赫“六法”树立了当时的艺术标准，对当时的造物理论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概括。刘昼提出了“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原则，从器物的设计制造、运用角度论美丑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其思想重点着眼于效用，强调“先质后文”，把质美放在第一位，形美放在第二位，质美曲和，方能动目惊耳。把注重效用的造物观看做一个亘古不变的指向。
从隋唐到宋元，国力强盛，社会极度繁荣，在文化、学术、科技和制造工艺等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阶段，造物水准空前提高，无论在造物技术还是生产规模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与西方的频繁交流，使西方的思潮和技术也对这一时期的造物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化，进一步发展了重形而上之“道”，轻形而下之“器”的思想。郑樵认为：“《礼图》者，初不见形器，但聚先儒之说而为之。是器也，姑可以说义云耳。由是疑焉，因疑而思，思而得古人不徒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奠定了器物设计和制造方面的象征性功能（精神需求）的基础。象征性既是功能的需要，又是欣赏的需要，它决定了造物工艺创造时象征性的造型和装饰。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的造物方法和造物原理。宋代造物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是以立法形式出现的规范《营造法式》和《梓人遗制》两部巨著，使得当时的造物活动规范化、标准化和体系化。这两本书构建起了当时社会造物活动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当时人文思想和技术思潮高度融合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古代造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当然，这两本书记录得更多的是实用的造物理论和方法。
进入明清时代，随着社会城市化的高度发展，整个社会群体总体呈现出市民性质，市场经济的特性也被放大开来。明清时期在造物设计思想上继承和发扬了唐宋的风格特征，但也较突出地表现出思想文化对造物设计的引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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